现代新儒学是对五四时期出现的全盘反传统思潮的一种反弹和回应。正确理解现代新儒学的缘起、理论特质等问题，需要我们在“冲击—回应”的视野下对五四时期反传统思潮和现代新儒学的内在关联性进行深入的分析。

　　五四时期的知识精英是在“古今中西”的纠缠下来探讨中国文化现代重建问题的。面对西学强势来袭，他们的回应之道是将现代化等于西化，而西化又被简化为科学和民主。在这种古今、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审视下的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孔子创立的儒学，自然成了被打倒的对象。反传统（全盘西化）作为一种思想潮流而出现，正是这种对民主、科学两大价值放大和神化的必然产物。

　　这种放大和神化可以这样来理解：首先，将西学只简化为民主和科学，忽略了西方文化中宗教、哲学、艺术等多方面的价值；其次，在放大和神化的民主观念下来衡量、裁度中国文化（孔子、儒学），得出孔子、儒家的道德价值“非民主”的结论；最后，在放大和神化的科学观念（唯科学主义）下来衡量、裁度中国文化（孔子、儒学）；得出儒家经学形式、天人合一的直觉思维、尽心知性的道德（心性）修养论“非科学”的结论。这又集中表现于后两个方面，即：其一，在民主的“观念放大镜”下，精英眼中的儒学（尤其是礼学）完全是与民主观念对立而与君主专制同构的“封建余毒”“封建思想”；其二，在实证科学的“理性世界观”下，对中华人文价值理想的漠视和贬低，对儒家“天人合一”的终极追求的消解，具体表现为对儒学经学的存在形式、“天人合一”的直觉思维、“尽心知性”的道德（心性）修养实践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