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发展史表明，异质文明之间的交流、磨合乃至冲突、碰撞，正是文明发展演进的常态。近代以来，在机器大工业的推动下，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交融和交锋，正在空前广阔的时空中展开。这个壮阔的历史进程目前还只能说是刚刚开始。具体到中华文明的现实处境及其未来命运上，在这一从古未有的文明大交流中，我们应有所担当、有所把握，进而有所作为。

　　古与今：接续传统，推陈出新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儒学宗师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目的不在于复古、守旧，也不是为立言而“立言”，而是周游列国，身体力行，实现重构社会秩序的理想。后期儒家的发展，如西汉董仲舒，面对汉初统治阶级治国理政的迫切需要，以诠释“春秋公羊学”入手，建构起以“天人感应”“天不变道亦不变”为核心范畴的儒学体系，开创了孔孟之学的“经学”时代。魏晋时期，社会大变动，民族大融合，文化大交流，此时印度佛学传入东土后风头正劲，传统纲常名教无力维系世道人心，“名教”与“自然”之争遂成为这一时期哲学思想演进的主轴——曹氏父子的“建安文学”、竹林七贤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王弼创造性解注《老子》等，意在借古喻今，具有强烈现实指向。隋唐三百年，大乱大治，人心思定，儒道佛互有消长，韩愈力推“古文运动”，《原道》《原儒》尊崇儒学、力排佛老，文起八代之衰，实为一代宗师。赵宋立国，重文抑武，在理论创造上，周敦颐、张横渠、二程、朱熹接着韩愈往下讲，“出入于佛老而复归于儒学”，援佛入儒，由“道”入“理”，由此开启了儒学发展的“程朱理学”阶段。

　　近年来有学者力主“崖山之后，已无中华”的说法，如果说数千年“华夏”传承仅仅系于“士人”阶层的话，那么随着这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的式微抑或消亡，华夏文化应该说也会随其消亡，然而，正像后人看到的那样，文化上落后的草原民族入主中原，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最终都以服膺中华文化为归宿。

　　这一文化宿命一直到近代西方文化的强势来袭才被打破。何以至此，又如何突破？晚清重臣张之洞力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终难脱新瓶旧酒之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等以“救亡图存”为急务，倡导“科学与民主”，与维护传统延续为使命的丁文江等形成“科玄之争”。熊十力、金岳霖、冯友兰、钱穆等新一代学人致力于整理国故、返本开新，已然成为当今中西文化全面交流碰撞的时代背景下，探寻中华文化走向新生的一个重要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