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最严格的全过程监管制度;建立最严格的各方法律责任制度;综合运用民事、行政、刑事等手段，对违法生产经营者实行最严厉的处罚，对失职渎职的地方政府和监管部门实行最严肃的问责，对违法作业的检验机构等实行最严格的追责——提交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审议的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连用五个“最严”，堪称“史上最严”的食品安全法典(6月24日《京华时报》)。

　　五个“最严”，一个是全过程监管，其他都是各方处罚问责，有对生产经营者的，有对地方政府和监管部门的，也有对检验机构的。用通俗的话说，一方面，要将无良的食品生产经营者罚得倾家荡产;另一方面，也要让负责监管食品安全却失职渎职者“吃不了兜着走”——频发重大事故，地方“一把手”都应引咎辞职。但是，要真正确保食品安全，在强化行政监管之外，还应“实行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具体又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公众的监督和食品消费者的维权;二是食品安全监管的市场机制。在鼓励公众监督方面，草案规定了食品安全有奖举报制度，这是非常必要的，既要对违规者重罚，也要对举报者重奖。但在消费者维权方面，除了完善“十倍价款或三倍损失的惩罚性赔偿金”，以及新增“网络第三方平台未履行规定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并先行赔付”之外，并无太多内容。

　　既然是“史上最严”，就应该以上不封顶的惩罚性赔偿条款支持消费者勇敢维权，否则消费者手里没了利器，商家就不会真正尊重消费者，我们的消费环境就不可能自动诚信起来。当前，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普通消费者“较真”的成本，仍要远远大于可能获得的赔偿。结果就是，大部分消费者习惯了自认倒霉，缺少维权和监督的动力。同样，公益诉讼人士和相关组织的积极性也无法真正调动起来，危害食品安全的无良行为缺少来自社会的制约。

　　还有一个是食品安全监管的市场机制。对此，草案增设了食品安全保险制度，鼓励食品生产企业参加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其实，我国现在也有食品安全保险，只不过企业投保率很低，主要集中在出口产品上。出口产品本身质量较高却都投食品安全保险，本身“二流”、“三流”的内销产品反而不投，这说明什么?这固然说明国外对食品安全的惩处远比国内严厉，企业不投保可能赔不起，但更说明，强制实行食品安全保险是国外通例，不投保就无法销售。

　　在我看来，食品安全保险不应该是鼓励，而应该是像交强险一样强制。建立强制性食品安全保险制度，不仅能在食品安全事故后及时补偿受害消费者，更是对政府监管体制的有效补充——一旦出了食品安全事故，保险公司要负责赔偿，为了降低风险，保险公司于是会对食品生产过程全程跟踪，这就是食品安全监管的市场机制。

　　总而言之，食品安全监管应该“多管齐下”:政府的、市场的、社会的、消费者的……当大家都能够踊跃地加入监管阵营，“史上最严”的食品安全法典，才真正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