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研究室主任的吴季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时，对前苏联的解体做过相关调查。他说：“前苏联和西方的外交官一致认为：选拔了一批不诚实的干部，他们又逐渐结成群体，是前苏联解体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而西方任用文官有两大条件。一是有教养，二是为人诚实。其实，在“有教养”中，就已包含“诚实”的应有之义。之所以拈出第二条，无非是强调官员的诚实守信之重要性。

　　干部品性是否诚实可信，居然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一个“超级大国”和一个泱泱大党的命运，正好应了《管子》说的“诚信者，天下之结也。”（“结”义为“关键”）民无信不立，商无信不发，官无信不贤。“官”的诚信与否，更兹事体大。

　　韦伯名著《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曾说到在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早期，工厂的烟囱和教堂房顶上的十字架经常同步矗起。办企业、做生意、搞买卖，固然要追求利润，但建立在信仰基础上，同时有法治保障的诚信绝不可缺失。市场经济越成熟、越规范，对诚信的要求也就更高、更严格。自由竞争固然需要随机变通，但这只能局限在“术”的层面，而不能上升到“道”的境界。市场经济的“正道”是法制经济，其核心在于严守法规、信守契约。“公司集团”的英文——“托拉斯”（trust)，本义就是忠诚、可信、靠得住。

　　韩非说：“巧诈不如拙诚”。某民营企业家在办公室高悬“诚信”二字，旁有笺释：“有诚则成，能信则兴。”善哉！“诚”“信”和“成”“兴”之间不乏内在联系。

　　政者，正也。在政治生活中，诚信是为政者不可缺失的基本品质。正心和诚意密不可分。一个不诚实的公务员，要为人正派，办事公正，难矣哉！而缺诚少信之官员，要得到民众信赖，更难。如清代的金璎在《格言联璧》中说：“平日诚以治民，而民信之，则凡有事于民，无不应矣。”反之，不能“诚于治民”者，当“有事于民”时，“民”则自然“不应”。

　　而今有些领导干部，时不时在官场上演出“瞒”和“骗”的丑剧、闹剧，有的还很“玩得转”。他们视诚信为“悖时”或“不识时务”，成了鲁迅曾痛贬的“做戏的虚无党”。欺上瞒下、阳奉阴违、弄虚作假，形式主义屡禁不止、假话空话到处流行等现象的出现，除了制度因素外，很大程度是由于某些官员缺乏起码的诚信品格。至于贪污受贿、徇私枉法之类的腐败行径，在表现形式上也离不开瞒和骗二字。一“瞒”二“骗”，诚信安在？

　　一个“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的干部，无论在工作作风或在廉洁奉公方面，自然都能经得起考验。把解放思想和诚实忠信割裂开来或对立起来，以种种自以为是的圆机活法来替代诚信作风，暴露了彻头彻尾的市侩哲学和乡愿习气。

　　官诚则民信。党风、政风对民风和社会风气多有示范和导向作用。如果官员普遍缺乏诚信，官方又谆谆教导老百姓要讲诚信，其效果恐怕会适得其反。

　　建立诚信社会，首先要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治诚信做起。不诚信的奸商，纵使一时能赚得昧心钱，但“滑头生意”终归做不长，也很难做大。而官员如果缺少政治诚信，不仅不受到追究，反而得以提拔重用，则吏治之腐败也就可想而知。现阶段民众的“仇官”心理，大多以不信赖当官的为前提。“从善如登，从恶如崩。”社会诚信之底线几近于崩溃，是因为官员们的政治诚信，比民间的社会诚信崩溃得早、崩溃得更普遍。

　　老百姓在家庭教育中通常把“不说谎”作为培养孩子道德品性的第一要义，而这正是要求做人以诚信为本。不诚不信，焉能在天地间立住脚跟？

　　有诚则成，能信则兴。于个人、于企业、于商家是如此，于党、于国又何尝不是如此？

　　（作者单位：浙江省安吉县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