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目标

　　经过 30 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进入新起点。

　　从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看，到 2012 年末实现了年均 9.8% 左右的持续高速增长， GDP 总量比改革开放初期的 1978 年增长了 24 倍左右 ( 按不变价 ) ，达到 51.9 万亿元 ( 人民币 ) ，按汇率法折算达到 8 万多亿美元，占全球 GDP 比重从改革开放初期的 1% 略强上升为 10.4% 左右，从 1978 年的世界排序第 10 名跃居为世界第二位。进入 21 世纪，中国经济总量先后超越了西班牙、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等，到 2010 年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 美国为第一位， 2011 年美国 GDP 总量为 15.1 万亿美元，占当年全球比重为 23%) 。

　　从人均 GDP 水平看，到 2012 年末实现了年均 8.7% 左右的高速提升，人均 GDP 水平比 1978 年提高了 17 倍左右 ( 按不变价 ) ，超过了 3.8 万元人民币，按汇率法折算达到 5800 美元以上，从 1978 年的低收入水平进入当代上中等收入水平，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中国人均 GDP 水平从 1998 年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向下中等收入国的转变，自 2010 年起实现了由下中等收入国向上中等收入国的突破 ( 按世界银行 2012 年的划分标准，人均 GDP 水平 4056 美元至 12475 美元间为上中等收入国 ) 。

　　从经济结构演进看，就农业现代化而言，中国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从 1978 年的 70.5%( 当代低收入国平均为 72% 左右 ) 降至目前的 36% 左右 ( 当代上中等收入国平均为 30% 左右 ) ，基本实现了从贫困状态向上中等收入水平的提升；就工业化而言，与当代标准工业化国家相比，中国工业化实现程度从 1978 年的工业化初期提高到 60% 以上，其中上海、北京、天津、江苏、广东等 5 省市已基本实现了工业化，辽宁、山东、浙江、福建等 4 省也已实现了 90% 左右；就城镇化而言，已从 1978 年的不足 20% 上升为目前的 51.3% 左右，虽然还不及发达国家水平，但业已进入通常所说的城镇化加速期 (30-70% 区间 ) ；就信息化而言，以现代信息技术支持的现代服务业获得了显著成长，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从 1978 年的 23.9% 上升至 2011 年的 43.3% ，就业比重由 12.2% 上升为 34.6% ，虽然与发达国家有显著差距 ( 高收入国第三产业产值和就业比重 2010 年分别为 73.4% 和 70%) ，甚至低于当代中等收入国的平均水平 ( 中等收入国的平均水平分别为 67.5% 和 50% 左右 ) ，但提升的速度是迅猛的。［ 1 ］

　　总之，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在 20 世纪末实现了初步小康，完成了由低收入向下中等收入水平的转变，在 21 世纪初期的 10 年里，进一步实现了由下中等收入向上中等收入水平的提升，从量 (GDP 水平 ) 和质 ( 经济结构 ) 两方面，实现了由低收入贫困状态向当代上中等收入水平的成长，形成了经济发展的新基础和新起点。

　　在新起点基础上，中国经济发展有了新目标。

　　1. 经济规模的倍增和持续增长目标。若中国经济自 2010 年至 2020 年 10 年间能保持年均 7.2% 左右的增长速度，那么，到 2020 年中国经济总量能较 2010 年翻一番，达到 90 万亿人民币 ( 按 2010 年不变价 ) ，按现在的汇率折算，达到 15 万亿美元左右，接近美国 2011 年的总量。从理论上来说，中国经济 2010 年至 2020 年潜在的自然增长率能够稳定在年均 7-8% 之间，从实际进展来看，已经过去的 2011 年，中国经济增长 9.2% ， 2012 年经济增长 7.8% ， 2013 年上半年增长 7.6% ，预计全年增长 7.5% 之上，也就是说在已经过去的近三年里，中国实际增长率均高于实现 2020 年倍增目标所要求的平均增长率 (7.2%) ，因此，若实现倍增目标的时间表不变，仍以 2020 年为准，则在今后的 7 年里实际增长率只要不低于 7% 即可，考虑到世界金融危机对近几年中国经济的影响及其今后的逐步缓解，中国经济在今后 7 年中实现年均 7% 以上的增长率是完全可能的。或者说，到 2020 年比 2010 年经济总量翻一番的目标有可能提前实现，事实上，中国经济增长的 2010 年较 2000 年翻一番的目标，就提前了三年，在 2007 年实现的。如果 2020 年实现较 2010 年经济翻番增长目标，按目前汇率折算达到美国现阶段的 15 万亿美元以上，此后的 10 年里中国经济年均增速降至 6% 左右 ( 据经验，中国经济平均增速现阶段每隔 10 年大约下降 1-2 个百分点 ) ，世界经济，包括美国经济恢复到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前的增长水平，那么，在 2020 年至 2030 年间中国经济总规模会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如果考虑到人民币升值等因素，有预测在 2023 年中国经济总量就有望超越美国。

　　2. 人均 GDP 水平的提升及向高收入阶段的穿越。如果中国经济保持 7.2% 以上的增长率，实现倍增目标，同时人口自然增长率保持在前几年的平均水平 (5 ‰以下 ) ，那么，到 2020 年中国经济即可实现人均 GDP 水平较 2010 年翻一番，达到 6 万元人民币以上 ( 按 2010 年不变价 ) ，按目前的汇率折算，将达到 1.25 万美元左右，超过世界银行 2012 年最新确定的当代高收入国家的起点水平 (12476 美元 ) ，据世界银行统计，到 2012 年末，人均 GDP 水平达到 12476 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国家共有 70 个，上中等收入国 ( 人均 GDP 4056 至 12475 美元 ) 共有 54 个，下中等收入国 ( 人均 GDP 1026 至 4055 美元 ) 也是 54 个，低收入国 ( 人均 GDP 1025 美元以下 ) 共 36 个，其中 70 个高收入国家虽然是在不同年代实现的向当时的高收入阶段的历史穿越，但从绝对用时来看，平均用了 12-13 年的时间实现了由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其中 20 个人口大国 ( 人口规模在 1000 万人以上 ) 平均用了 11-12 年的时间，如果中国经济实现 2020 年人均 GDP 比 2010 年翻一番目标，意味着中国用 10 年时间实现了从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的穿越，在此基础上，再用 30 年左右的时间，到 2050 年前后，中国人均 GDP 的水平有望赶上一般发达国家的水平。

　　3. 经济结构的演变及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在四个方面实现经济结构性改变，一是农业现代化，在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到 2020 年，使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由现在的 36% 降至 15% 左右，达到或接近当代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10%) ，以目前中国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年均下降 2-3 个百分点的速度，实现这一目标是可能的。二是实现新型工业化，即在现在工业化进程已达 2/3 的基础上，到 2020 年基本实现工业化。三是城镇化率达到或接近当代高收入国家的起点水平，从现在的 53% 左右提高到 70% 左右，以目前年均约 2 个百分点的速度，到 2020 年达到这一水平是可能的。四是提高信息化水平，使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目标实现进程融为一体，相互促进，同时，使以现代信息技术支持的现代服务业显著提升，包括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现代生活性服务业，以及围绕市场机制发育和完善所需要的交易活动服务业，如金融业、物流及贸易等，使第三产业的比重达到或接近当代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70% 以上 ) ，在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进入加速期，同时市场化不断深入的条件下，到 2020 年实现这一目标是可能的。也就是说，到 2020 年，中国经济实现全面小康目标，不仅从人均 GDP 水平上，而且从经济质态，即经济结构上，实现从上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的穿越。到本世纪中叶，则从人均 GDP 水平和经济结构上，实现现代化，赶上一般发达国家水平。

　　二、中国经济条件的新变化

　　1. 供给方面的变化。经济发展进入到上中等收入阶段之后，生产能力显著扩张的同时，国民经济的成本相应上升。或者说，在生产 ( 供给 ) 方面各种要素成本显著提高，相对于以往，国民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及主要优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包括土地、劳动、能源、原材料、生态环境等方方面面的价格大幅上升，以往主要依靠要素成本低的优势，参与国际竞争，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不断扩大，拉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增长方式难以继续维系，要求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扩大转变为主要依靠效率 ( 包括要素效率和全要素效率 ) 提高拉动经济增长。否则，从短期看，经济增长会严重失衡，快速上升的要素成本严重束缚增长速度的提高，使增长乏力，加剧失业和萧条；低下的效率消化不掉大幅上升的成本，形成严重的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进而形成“滞胀”。从长期看，经济增长难以持续，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扩张拉动增长的模式，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伴随总供给规模的扩大，必然会受到资源、环境、土地、劳动、能源、淡水等诸多要素的有限性和稀缺性的强力约束，中国经济伴随规模的显著扩张，土地、能源、淡水等资源约束越来越严厉；伴随人口红利的逐渐减弱，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及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平上升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伴随对生态文明要求的提高，为保护生态环境所需要的投入越来越大，这些都会极大地提升国民经济成本，为适应这种供给方面的变化，必须努力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新时期 30 多年的高速增长中，中国经济一方面依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原则，动员大量的要素投入到经济生活这一中心领域，带动着经济迅速扩张，另一方面，在规模扩张的同时，也伴随有要素效率的提高，因而与克鲁格曼所批评的“东亚泡沫”国家单纯依靠要素投入量扩大而无效率提升的增长方式有所区别，特别是自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之后，效率对增长的贡献逐渐增加，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自 1995 年至 1997 年年均超过 20% ， 1997-2002 年提高到年均 28.5% ， 2002-2007 年则上升到 38.4% 。［ 2 ］但总的来说，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效率改善滞后于经济增长速度。以劳动生产率为例，尽管中国现在工业化进程总体已达到当代标准工业化国家的 2/3( 以产业结构高度值 H 为 1 ，代表实现工业化，中国现在 H 值已达 0.666)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测算，中国工业化已实现 60% 以上，进入了工业化加速的后期，但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只达到当代标准工业化国家的 14.7% ，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只达到 46.2% ，只有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达到了当代标准工业化国家的平均水平，实体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与工业化进展程度远不匹配，表明经济增长仍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张。［ 3 ］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劳动要素成本 ( 劳动报酬 ) 加速上升，据测算， 1992 年至 2010 年，中国年均劳动报酬增长率达到 14.5%( 按现行价计，若剔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会低些 ) ，其中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报酬年均增长 18.1% 居首位，第三产业次之年均增长 11.6% ，第三产业为 11.1% ，［ 4 ］劳动报酬进入加速增长期。而劳动生产率，特别是实体产业劳动生产率远远滞后于工业化进展阶段应当达到的水平，从而使劳动报酬的增长缺乏充分的劳动生产率提升的基础。这种要素成本上升缺乏要素效率提高的相应支持的格局，必然会严重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均衡性和可持续性，迫切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效率提升为主替代要素投入量扩张为主。

　　2. 需求方面的变化。总体上，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后，伴随生产的发展和市场约束的逐渐增强，经济短缺状态逐渐克服，对经济均衡增长的主要威胁从需求膨胀转变为需求不足。一是投资需求不足。在低水平扩张阶段，投资增长更多地受资本积累量的约束，常常出现的是投资需求相对于资本积累能力而言，资本短缺，需求膨胀，较少受到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的约束。进入到上中等收入阶段，低水平大规模扩张阶段已经过去，继续扩张必然会导致低水平的重复投资，形成严重的产能过剩。尽管国民收入水平提高，储蓄增加，但能否保持投资需求持续增长，关键取决于创新能力，尤其是自主创新能力，否则在资本市场上大量的资本难以找到有效的投资机会，创新力低，产业结构难以升级，没有新产品新技术开发，就没有新的有效的投资机会，即使有资本也实现不了投资，中国现阶段投资需求增长缺乏可持续性的关键正在于此。虽然近年来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较高，自 2008 年至 2012 年 5 年中，年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始终在 20% 以上 ( 名义增长率 ) ，剔除价格因素也始终在两位数以上，但重要的在于政府在其中起了相当强的作用，包括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相应地市场力量不足，大企业，特别是国有大型和特大型企业，由于垄断等多种原因，技术创新力普遍缺乏，即使直接和间接融资渠道通畅，也难以寻找到新的投资机会，在原有技术和产业结构不变的条件下，扩大投资即为低水平的重复，形成泡沫式的产能过剩。中国现阶段的产能过剩，已从一般的工业消费品逐渐蔓延到工业原材料，包括粗钢、水泥、铝、多晶硅等，有些已不是相对过剩，而是绝对过剩，甚至一些新兴产业，如风能设备生产等，也已出现产能过剩现象，这就使得缺乏自主创新力的国有企业投资需求信心不足。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一方面自主创新能力薄弱，另一方面，外部要素市场发育不完善，特别是金融市场化滞后，使之既缺乏有效的投资机会，又缺乏有效的融资渠道，即使有投资项目，也往往需要依靠“民间借贷”，融资成本居高不下。由此，便形成中国现阶段大、中、小企业投资需求乏力的矛盾，经济增长中的投资需求不得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靠政府，而政府的投资能力是难以有效和持续的，政府投资缺乏市场硬约束便难有竞争性效率；财政赤字对中央政府的投资会产生约束，中国自 2009 年财政赤字占 GDP 比重 2.8% 以来，始终保持着较高赤字，形成通货膨胀的重大压力；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业已引起中国社会多方面关注， 2011 年经审计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形成的债务已近 11 万亿元人民币。二是消费需求不足。在低收入阶段消费需求旺盛，甚至需要防止“早熟消费”，即消费水平提升快于生产发展水平，进入到上中等收入阶段，情况可能发生逆转。国民收入虽然提高了，但国民收入分配是否合理成为消费需求增长能否与国民经济增长相适应的关键。中国国民收入的分配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调整，首先是宏观方面，国民收入在政府、企业、居民三者间分配，即分解为税收、资本盈余、居民收入，中国长时期中税收增速最快， 30 多年来平均年增 18% 以上 ( 按现行价 ) ，其次是资本盈余，居民收入增速最慢，长期低于 GDP 增速，从而使居民收入占 GDP 比重持续下降，据统计自 1998 年至 2008 年 10 年间下降约 10 个百分点，这是中国经济增长为何长期过于依赖投资拉动，而消费需求对增长拉动不足的重要原因，因为只有居民收入才主要形成消费支出，而政府和资本所得则主要形成投资支出。其次是微观方面，由于城乡差距，产业间不均衡等多种发展原因，由于初次分配制度及再分配制度等方面的体制性原因，中国现阶段居民间收入差距较大。据中国国家统计局 2013 年 1 月公布的测算结果，近 10 年来，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均超过通常所说的警戒线水准， 2008 年之后虽有所降低，但仍在警戒线水平之上 (0.4 以上 ) ，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无疑会降低全社会消费倾向，从而加剧消费需求的相对 ( 甚至可能绝对 ) 不足，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不足，在出口需求受挫，世界经济出现周期性衰退的状况下，就使中国经济面临增长乏力的危险。中国政府和企业，如何从适应以往的短缺经济向适应内需不足的经济转变，是十分重要的挑战。三是出口需求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发生变化，作用程度逐渐减弱，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内需。在上世纪 90 年代和本世纪 2008 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出口需求对中国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的作用，年均出口需求增长在 20% 以上，相应地对当年经济增长贡献通常在 2 个百分点以上，金融危机之后，一方面世界经济增长放慢， 2009 年甚至出现全球负增长，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使中国出口增长受到严重影响，当年中国出口需求增长跌为 -16% 以上；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 (2010 年起 ) ，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若无结构升级，仍然主要依赖要素成本低作为在国际市场上的核心竞争力已不再可能，中国经济的出口需求年均增长率回落到个位数恐将成为常态。事实上， 2012 年中国 7.8% 的经济增长中，净出口的贡献已降至 -2.2 个百分点，中国经济增长必须更加注重以内需拉动为主。

　　怎样才能适应新发展阶段上出现的新变化，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严峻挑战，适应上述发展条件的变化，中国经济就能够把握新机遇，实现全面小康进而实现现代化目标，即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进而赶上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否则，就可能滞留在所谓“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