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1月23日，南京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罪在上海逮捕沈钧儒、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章乃器、邹韬奋、史良等七位救国会成员，世称七君子事件。　孙玉敏（国画）

　　《长河秋歌：1936年七君子事件与他们的命运》　潘大明　著　　中西书局

　　今年是“七君子事件”发生80周年。80年前的中国处在抗战前夜，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这时，在上海诞生了以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发起的救国会。他们不计个人得失，致力于团结一致、抗日救国的全国统一战线，却在1936年11月23日遭到统治当局的拘捕、关押。事件导致国内外强烈反响，声援、营救活动持续不绝，宋庆龄、爱因斯坦、杜威等中外著名人士也加入其中，更引发了西安事变，继而促进了国共合作和其他社会力量联合抗战局面的形成。

　　学者潘大明所著《长河秋歌：1936年七君子事件与他们的命运》一书，不同以往为七君子分别立传的写作传统，而以七人为集合体，通过对事实真相的挖掘，展开了一场对现代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探索。

　　既有很强的故事性，又有史论观点的支撑，这样的书写既是对先辈最好的纪念，也让人们看到，张爱玲笔下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风情，并不是上海的全部。

　　首席记者　顾学文

　　潘大明学者、作家、大型文

　　化活动策划人

　　强调知识分子属性

　　读书周刊：今年是“七君子事件”发生80周年，但纪念的气氛似乎并不是很浓。

　　潘大明：人们常说，先辈们的精神长存，精神长存是对活着的人提出的要求，后人要为先辈做些什么，精神长存才不至于成为一句空话。

　　读书周刊：听说您在20多年前就开始了对七君子事件的研究？

　　潘大明：20多年前，我还是一个年轻人，在韬奋基金会工作，有机会采访邹韬奋的亲属故友，通过他们，我又采访到了七君子中其他六人的亲属故友，积累了丰富的口述资料。同时，又花了大量时间泡在档案馆、藏书楼、图书馆，查阅了很多文献史料，还曾出了一本《七君子之死》的书。

　　读书周刊：今天的这本《长河秋歌七君子》是旧作的修订版吗？

　　潘大明：不是。旧作只用了史料的一小部分，相当部分没用，我一直引为憾事，这次可说得到了弥补。另外，这20多年里出现了一些关于此事件的新史料、新成果，也在书中得到了运用。而最为重要的是，20年中，我对这一事件的认识在不断深入，我希望新作不是简单地记录和还原史实，而能体现我的个人史观。

　　读书周刊：什么样的史观？

　　潘大明：人们通常把七君子看成是社会活动家、爱国人士，在关注他们的政治属性的同时，忽略了他们另一个重要身份——知识分子。

　　《长河秋歌》则强调了七君子作为中层阶级知识分子的社会属性。七君子中每位都是社会贤达，有法学家、经济学家、新闻出版家、历史学家，他们代表着有独立经济能力和相当话语权的中层阶级。而且，他们都有着很深厚的传统文化的底子，又接受过西方教育，东西方优秀文化在他们身上得以交融。

　　他们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集合体，这一集合体的发生、发展到辉煌、解体，与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进程紧密相连，又由于他们的奋斗而加速了某些历史进程，这是他们对现代中国的贡献。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理解和表现这个群体，或许对今天的知识分子能有所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