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曾荣获期刊编辑界的最高荣誉——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的期刊奖，主编宗仁发获得了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的优秀人物奖。前不久揭晓的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得票最高的格非《江南三部曲》（三部长篇《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都是先后在《作家》首发的。《作家》刊发的短篇小说还曾摘得三届鲁迅文学奖。

　　《作家》虽然“坐落”在东北一隅，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首发了宗璞的《我是谁》、韩少功的《文学的根》、史铁生的《奶奶的星星》、苏童的《已婚男人杨泊》、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迟子建的《亲亲土豆》、毕飞宇的《哺乳期的女人》、莫言的《祖母的门牙》、池莉的《一夜盛开如玫瑰》、赵本夫的《天下无贼》、东西的《商品》、徐坤的《厨房》、潘向黎的《白水青菜》等一批有影响的作品，对当代文学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近日，我们邀请《作家》主编宗仁发，畅谈《作家》及中国文学发展现状及未来走向。

　　问：《作家》1983年的改名被视为杂志发展的历史转折点，在此之后，《作家》在办刊宗旨和作品刊发等方面作了哪些重要变动？改名的象征意义和文化理想是什么？

　　答：《作家》创刊于1956年。上世纪80年代初期，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潮流，办在地方的文学期刊面临的是一次自我更新或者说转型的契机，《长春》更名为《作家》等于是一次涅槃。这次改变使《作家》摆脱了狭隘地方观念的束缚，走向了更广阔的文学天地。实际上，《作家》在调整办刊理念的过程中，不是简单地为了脱离所谓文学的地方性，而是不再迁就那种“近水楼台先得月”式发表功利的地方性。只有敢于把本土作家作品与国内的作家作品放在同一标准的平台上选择，才能真正促进地方文学的进步和发展，才能祛除数量指标的泡沫。打开文学视野、不再封闭办刊，是《作家》更名的主要追求。大江健三郎曾在给《作家》的题词中写道：“无论对于西欧作家还是东方作家，《作家》杂志都能给予广泛、公平和富有魅力的介绍，对此，我谨表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