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2009年获颁瑞典皇家人文、历史及考古学院外籍院士后，被誉为“中西方文化摆渡者”的张隆溪不久前又当选2013年度欧洲学院文学及戏剧研究外籍院士，其研究范围包括英国文学、中国古典文学、中西比较文学、文学理论、阐释学及跨文化研究等。

　　近日，张隆溪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他告诉记者，以美国大学的情形而言，往往用重要文学作品选本为教材，例如诺顿出版的英国文学选本或世界文学选本。“选本不是文学史，但其编排是按时代先后，而且作品介绍也大致会在文学史的框架里来讲解，所以学生既可以读到具体的文学作品，又可以有文学史概况的基本了解。我认为这是比较好的办法，因为对大学生而言，应该有文学史常识，但也许更重要的是对文学有具体感受，熟悉有代表意义的重要作品。”

　　对于中国文学研究，张隆溪并不赞成邯郸学步式地机械搬用西方理论，套用在中国文学作品上。“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大概最早把二十世纪西方文论介绍到国内来，但即便在当时，我也必定在介绍西方文论之时，对其阙失做出自己的批评。后来长期在美国任教，更明确感觉到西方文学和文化批评理论的极端化趋向和局限，觉得学术研究必须要经过自己的头脑独立思考，不能靠玩弄空洞抽象的概念术语，写一些文理不通、词句晦涩、故弄玄虚、自欺欺人的文章。晦涩不等于深刻，真正有价值的学术研究应该是说理透彻、具有说服力的论述。”

　　从历史脉络来探讨文学演变

　　《文化广场》：相比国内，西方撰写中国文学史时间较早，有学者梳理出，最早的中国文学史可以追溯到俄罗斯学者瓦西里耶夫的《中国文学史纲要》。总的来看，西方的文学史书写理念有何特别之处？

　　张隆溪：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历史观念，西方的文学史写作往往和当时主导的历史观念有关。例如十九世纪法国批评家和历史学家丹纳以实证主义为基础，提出文学发展取决于民族、环境、时代三要素。他用此观念撰写的《英国文学史》在十九世纪欧洲很有影响。海外学者写中国文学史，往往也有整个西方学术思潮为背景。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就有新批评的思想观念为背景，注重文本细读，强调审美价值和文学性，而反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文学批评只重主题思想和立场，忽略文学性。近年海外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也有海外新史学和文化研究为背景，不再注重审美和文学价值等被视为传统的观念，而特别关注物质文化层面，大量着墨于出版印刷、书籍流通和书商利润考量等等方面，而不再聚焦于作家与作品。这种新的历史观念的确有其独特视角，能够启发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看文学史的发展。不过文学史还是要谈文学，谈作家和作品。不讲诗词歌赋、文章词采，文学史就失去本来目的，不能讲清楚文学传统的承传和嬗变，甚至变成社会经济史和政治思想史的附属品。

　　《文化广场》：您于2010年受邀成为美国《新文学史》顾问编辑，作为刊物唯一的华人学者，您大致介绍美国《新文学史》的编撰体例和内容？

　　张隆溪：《新文学史》是美国人文研究领域一份极具声望的学术期刊，创立于1969年，一年出版四期为一卷，到2014年已经出到第45卷。首位主编是拉尔夫·柯恩，现任主编是瑞塔·费尔斯基。《新文学史》在国际学界很有影响，在编辑部之外还邀请了一些资深学者担任顾问编辑。现在的顾问编辑一共有16位，其中包括巴黎大学的伊琳·希苏、康乃尔大学的乔纳森·卡勒、杜克大学的詹明信、芝加哥大学的玛莎·努斯鲍姆、斯坦福大学的海登·怀特等在学界颇有影响的学者。尽管我并不认同他们当中有些人的理论观念，但我很尊重他们。能够应邀担任《新文学史》顾问编辑，我当然很高兴。我以前并没有在《新文学史》发表过文章，现在则不仅提供意见，审读稿件，也为之撰稿。最新一期《新文学史》是题为“解释及其竞争对手”的特刊，我就发表了一篇讨论思想与行动相反相成之关系的文章。

　　这份刊物名叫《新文学史》，从一开始就区别于传统文学史，注重理论、方法、阐释的问题，但又不是鼓吹某一派或某几派理论。《新文学史》的编辑方针则更多元，强调要审视阐释的原则和过程，重新思考理论和方法，重新评估学界热门的话语和流行一时、抢眼的名词术语。所以《新文学史》提倡从历史的脉络来探讨文学演变，审视理论方法，同时有一个开放多元的编辑方针。由于这份刊物在国际上很有声望，为之撰稿的作者很多，研究范围不仅在文学、文学理论和文学史方面，而且涉及人文甚至社会科学各方面内容，其理论观点也很不相同。前不久浙江大学历史系陈新教授选辑《新文学史》前20年一些重要文章，翻译成中文出版，在国内也逐渐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