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同志的家风，既继承了前辈传统的家风，也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推陈出新，赋予了家风新的内涵。

　　修身齐家

　　朱德出生、成长在一个大家庭中。十几口人共同生活，长幼、叔伯、妯娌都能和睦相处。和谐共生，是这个大家庭最显著的特点。朱德受益于此，并修身齐家，努力将之延续下来。

　　对于祖辈，朱德极其尊敬，深切缅怀。祖母“事无钜细，皆躬自纪理无遗绪”“内治殊谨严，令子侄皆以力事事”的治家之道深深地影响了朱德。1918年6月，祖母90寿诞，军务缠身的朱德不能回乡拜寿，便邀泸州各界人士赠诗文以庆祝。12月，祖母去世，朱德将吊唁的诗文及之前祝寿之文汇编成《朱母潘太夫人荣哀录》，记录并传承祖母之遗风。

　　对于父辈，朱德始终挂念，竭力尽孝。1919年秋，朱德将全家二十几口人接至泸州生活居住。1937年，被迫与家人失联10年的朱德急切地打听两位母亲（生母与养母）的情况，并望以前的妻子陈玉珍“将南溪书籍全卖及产业卖去一部，接济两母千元以内，至少四百元以上的款，以终余年”。之后，他又给同乡好友戴与龄写信，“以好友关系向你募二百元中币速寄家中”。1944年2月，生母去世，朱德撰文《回忆我的母亲》，将对母亲的思念、感恩和不舍描写得淋漓尽致。

　　对于后辈，朱德更是关怀备至，一视同仁。在1937年9月5日的家信中，他问道：“理书（朱德二哥之子）、尚书（朱德大哥之子）、宝书（朱德之子朱琦）等在何处？”在9月27日的信中，他进一步问到他们现在还生存否，做什么事，在何处。在11月6日的信中，他说“十年来的家中破产、凋零、死亡、流亡、旱灾、兵灾，实不成样子”。朱德的关心、希望、伤感与痛苦跃然纸上。新中国成立后，为照顾这些子侄辈，朱德让兄弟姐妹各家送一个孩子来北京上学，以尽长辈之责。

　　正道而行

　　在近70年的革命生涯中，朱德实现了从小我到大我的转变，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始终正道而行。这一思想来源于家庭，同时也把它作为好的家风往下传承。

　　1895年除夕，朱家被迫退佃搬家。“我们一家人哭泣着连夜分散。从此我家被迫分两处住下。”家的破裂，让朱德对于美满的家庭生活更加向往，同时“母亲沉痛的三言两语的诉说以及我亲眼见到的许多不平事实，启发了我幼年时期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思想”。从此，朱德的家庭观即从小家庭扩大至大家庭，进而逐渐延伸至整个社会。正如朱德在《回忆我的母亲》一文中所写：“我用什么方法来报答母亲的深恩呢？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尽忠于我们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过快乐的生活。”

　　朱德也是这样要求后辈的。战争年代，朱德表示“那些望升官发财之人决不宜来我处”“除了能作战报国的人外均不宜来”。建设时期，他更加注意对于后辈的约束和培养。他对孩子们说：要尽到我们的责任，把你们培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1974年，儿子朱琦去世后，有关部门把朱德的一个孙子从外地调回北京，以便照顾他。朱德知道后，极不高兴。他提出要把孩子调到基层连队去，并严肃地说：“我不要孝子贤孙，要的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