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思想深刻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中国。虽然时过境迁，但其思想中的某些因素依然具有解读价值，尤其是其王道主义理想，依然是一笔值得珍视的思想财富。

　　王道主义是古代中国人的一种政治理想，大要如孟子所示，是要求在内政外交诸方面都应选择一种符合天意的王道立场。在内政上，正确处理君臣、君民关系，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在外交上，伸张正义，率有道伐无道，主持公平正义。

　　对于儒家的王道主义，孙中山竭诚赞成。在中国内政上，孙中山早期民族主义主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在他的解释体系中，就是要为中国人重建一个尽善尽美的政治制度。这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政治理想方面，可以获得大致证明，他确实期待将中国引领至一个现代、富强、与世界一致而又别致的境界。特别是在他看到西方早期资本主义发展中的贫富不均、社会差距过大等问题时，他的政治理想中的王道主义色彩就显得更加浓郁。

　　此外，孙中山是中国历史上对革命给予正面估价的第一人。应该说，西汉初年没有解决的革命正当性问题，孙中山从王道主义立场给予解释，并与儒家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反对独夫民贼等思想密切结合起来了，让革命具有了正当性，带有了替天行道的王道主义意义。

　　孙中山的王道主义逻辑展开的重点部分在于亚洲的区域整合。应该承认，孙中山那一代人尽管也有强烈的国家主义诉求，但在面对先进的欧美压力时，他们力主亚洲的联合，主张中日携手，以“大亚洲主义”，构建一个亚洲区域组织。孙中山那代人是现代世界最早意识到区域整合意义的亚洲领袖，可惜的是，由于后来历史转了弯，全世界的区域整合于今大致完成，而最先提出区域整合的亚洲，放眼望去，似乎遥遥无期。亚洲学者应该积极研究孙中山那代人提出的区域整合原则、思路，为亚洲团结、整合贡献心智。

　　不过，从今天的视野来看，孙中山那代人的“大亚洲主义”也有很大的问题。

　　第一，孙中山没有弄明白西方近代的意义，不知道西方近代文明的真谛，同样也不知道东方文明何以在近代出了问题。他将东西文明视为王道主义与霸道主义之争、之别，有意义，更有问题。意义在于看到了东西文明的差异，问题在于不知道差异的限制、边界。西方文明有古典中国霸道主义、法家思想的因素，但并不就是霸道主义，并不仅仅只是凭借武力；东方文明有王道主义的因素，但在过往上千年的发展中，在天朝上国、宗藩体制、朝贡体制架构中，并不都是王道主义起作用，历史事实与历史理念有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