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上将萧克，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时为红六军团军团长。

　　曙光（国画）

　　张振雄　绘

　　远眺松赞林寺。80年前，长征途经此处的红军与松赞林寺颇有渊源。郑子愚　摄

　　1936年4月25日，红二、红六军团18000多人马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率领下，巧渡金沙江进入迪庆，摆脱了10余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在金沙江附近歼灭萧、贺”的阴谋，取得了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在迪庆的19天内，红军行程400公里，翻越3座大雪山，经历了与反动武装的2次战斗，160多名指战员长眠于此。红军长征过迪庆也给雪域高原播下了革命的火种。由于正确执行民族、宗教政策，红军在中甸县境内得到短期的休整，召开了著名的“中甸会议”，并筹集粮秣十万余斤，为继续北上甘孜做了思想上和物质上的充分准备。

　　☆历史篇

　　《萧克回忆录》——

　　由于云南敌人对我们有个错误的判断，说红军没有炮，打不了碉堡、城市。在我军接近滇西北的时候，令各县迅速构筑碉堡，修理城垣，把各县重要物资运存于碉堡和城市中，由民团守备。我们分两路前进，先头部队猛冲猛打，攻占禄丰、楚雄、盐兴、姚安、祥云、宾川、鹤庆、丽江等城市和无数碉堡，吃的穿的，无所不有。真是“因粮于敌”，士气旺盛。从盘县向西北前进才二、三十天，就到了金沙江畔的丽江县和石鼓圩等地，并很快地北渡金沙江。

　　红二、六军团在滇东和昆明地区的大回旋战，是敌我双方的战略较量。我军的战略方针是西去，然后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敌人的战略方针则是千方百计堵截我军。较量的结果，是我军的战略方针的胜利。这一大的军事行动可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由盘县向西，横越云南中部，直至昆明北之普渡河，行程近500华里。入滇后，摆脱了蒋介石追堵我军之主力，但到普渡河与滇军堵截部队鏖战不利，我即采取避强击弱、避实击虚的灵活战术，不同敌人主力恋战，自行退却，从战场后面10余里处转向南面，转到昆明城北30里之羊街。

　　第二阶段是从羊街向西。我主力进到昆明附近，利用云南统治阶级要控制云南省会昆明的心理，在夜间以小部队佯攻昆明，示之以“攻其所必救”之形，令其感到昆明危急。昆明濒危，对云南统治阶级政治上、军事上都会有大的影响，并影响他们的个人利益(昆明附近有些富翁把家属和家私送到昆明保险)，滇敌定会以一部主力固守城防。守城的部队就不能机动；野战部队也只能尾随我军，这就有利于我军贯彻自己的战略意图。

　　第三阶段是攻占禄丰、牟定、大姚、姚安、楚雄、祥云、宾川、鹤庆广大地区，进到金沙江畔之丽江、石鼓圩一带。这阶段行动比较顺利。前面除国民党各县民团防守外，没有大敌堵截，我军声势浩大，势如破竹，愈战愈勇。后面虽有强敌追击，但被我后卫部队和路障迟滞，我们避免了在白色区域与追敌决战，我顺利到达预定的战略位置。这种大踏步前进和大踏步后退，利于我制敌而不为敌所制。

　　红二、六军团分别从丽江和石鼓、巨甸渡过金沙江，蒋介石带着龙云，乘飞机在金沙江南的鹤庆、宾川、丽江一带上空盘旋，无可奈何。云南军队追到江边，也只好望江兴叹。记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李伯钊等率剧团来部队演了一出戏，叫《破草鞋》(一、四方面军会合时黄镇编剧)，说敌人追到金沙江边只拣了红军丢下的一只破草鞋就收兵了。这是一出有政治意义的生动的讽刺剧，说敌人一无所得，红军胜利北上了。

　　过金沙江后，开始翻大雪山。总司令部早就来电报，要我们带衣服、辣椒和酒。那时已是4月底了，天气很热。我们也不懂，有的部队把棉衣、毛衣都丢掉了。上午上山时，在原始森林中走。那些树又高，又粗，又密，我从未见过那么高、那么多的树。走着走着，地上都是雪了，气温也骤然下降。我们定了条原则，决不能在山上过夜。那天走了十几个小时，上下150华里。

　　翻过雪山，于4月30日到达藏民区中甸。接着，分两纵队向甘孜前进。六军团在瓮水、那坡又翻了两座大雪山后，进至稻城。向理化前进。6月3日，在理化以南之甲洼与总司令部派来接我们的红32军会合。该军由军长罗炳辉、政委李干辉率领，总政和红四方面军政治部还派刘型同志和文工团来迎接。

　　我们虽然同四方面军初次见面，但亲如兄弟，一种阶级的情感，体现在双方容颜举止和交往之中。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虽去前方，对两军的团结非常关心，他在会师之前恳切地对其他领导人说：“去年我们会师没有搞好，现在二方面军来了，一定要搞好啊。”四方面军的同志很体会徐帅的指示，当我们到蒲玉隆那天，后面有近百人掉队，四方面军立即派马数十匹接他们回来。又给我们大部分同志打了毛背心，还从理化和瞻化、甘孜，送牛羊给我们。

　　在理化南之甲洼，六军团与远道而来迎接我们的32军会合，我和军团政委王震、政治部主任张子意等一起同何长工、罗炳辉、刘型等同志见了面。他们原来都是中央苏区的，有的还一起打过仗。老战友见面，话题很多，他们说得最多的是中央红军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遭受严重损失的情况。

　　☆现实篇

　　这里，平均海拔3000米以上，高寒缺氧，空气稀薄，天气变化莫测。80年前，红军从这里经过，他们衣衫褴褛，却精神抖擞，纪律严明。

　　“红军会有高原反应吗？”我们问。藏民回：“平原上来的人，就算这里没有，上雪山就难说喽。”“这么难，他们为什么还要走下去？”“因为他们是　‘金珠玛米’（藏语救苦救难的菩萨兵）啊。”

　　80年过去，曾经的峻岭草甸，如今小楼林立，商铺沿街；曾经的羊肠小道，如今平整开阔，车来车往，藏民们在这里安居乐业，见到我们，总能乐呵呵地唠上两句。当年的红军若能看到今日的迪庆，看到百姓脸上的笑颜，该多么欣慰。

　　临走前，我们偶见路边的格桑花还零星盛开着，珊珊可爱。它的花语是“幸福”。如果有机会，希望能在格桑花盛开时，撷取一束，放在红军走过的路上。

　　——本报见习记者　郑子愚　王闲乐

　　2016年9月7日白露晴间或有雨

　　我想，善战之人，一定也是厌战的

　　很早之前，我就听闻香格里拉的藏语意思为“心中的日月”。这里，是一片绝尘净域，纯美得让你一见倾心，再见钟情；这里，是一方旷古秘境，神奇得让你如梦如幻，如痴如醉；这里，是全世界人的“桃花源”。

　　15时，飞机颠簸着穿过稀薄的云层开始降落。

　　朝着窗外望去，地平线划出一道美丽弧线，远远的、静静的，依稀带着点蓝；层峦叠嶂的山谷也渐渐映入眼帘，几束阳光透过云朵漏在上面，亮黄的、墨绿的，煞是好看。只是斑驳之中略微刺眼，怕是香格里拉怀揣让人浅尝辄止的意味，借由这风景告诉我这异乡客人：请带着敬畏。

　　“此番来到香格里拉，就是要追寻80年前，路过这的异乡客人的足迹。”我在心中默念。

　　80年前的这里，曾到访过一群人。他们衣着单薄，身上也没带什么粮食，却有着严格的风纪和亲切的笑脸。后来，这里的藏民才知道，他们叫红军，他们的路叫长征。

　　有趣的是，我的信誓旦旦在下飞机后不久就蔫了。藏民们管这叫急性高原病，再通俗点，就是高原反应。这一番感受，像极了一次酩酊大醉。低海拔10多阶楼梯，三步并作两步蹦跶上去；在这里每一次迈步，多少有点指望着被人推着向上挪。

　　来不及休息，按原计划，当天需赶往当地红军长征博物馆看看。

　　“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刚走进红军长征博物馆，高亢的歌声就吸引了我的注意；锈迹斑斑的马灯、被啃食的皮带、巧渡金沙江的船只，战士们用过的种种物品，不由让人浮现出当时的情景，感叹红军当时的举步维艰。我想：善战之人，一定也是厌战的。这里原名中甸，15年前改名为香格里拉。1933年，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出版《消失的地平线》一书，主要讲的是20世纪30年代，4名西方旅客意外来到坐落在群山之中的香格里拉秘境。4人都对战争深恶痛绝，香格里拉带给了他们和平与安逸。此后，“香格里拉”就是净土与祥和的代名词。

　　晚，上弦月，星满天。我独自坐在住处的窗边，看皎洁的月光温柔地洒在山坡上。那一场景，竟与《消失的地平线》中的描述相差无几。如果没有身临其境，那么，对于香格里拉的任何道听途说，都不足以使你真正认识和感受它的圣洁与美丽。

　　未来的三天，兴许不光是一次寻迹之行，还是一场心灵洗涤吧。

　　2016年9月8日　晴间或有雨

　　翻看着手中密密麻麻的笔记，不由感慨：“自古民间多奇人。”

　　早上7时30分，闹钟准时响起。

　　所幸昨晚睡得不错，高原反应来得快，去得也快。待到喝完旅馆准备的一碗热腾腾的粥，趁着出发前的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核对着今天的采访提纲。

　　“我觉得今天的重点是通过松赞林寺老僧人的讲述，体现出红军当年的民族政策。”“对，还可以问问他们给了红军什么帮助。”

　　老僧人鲁茸达吉今年已经85岁高龄，不过依旧思维敏捷，身手利索。刚从拉萨回来的他，送给我们每人一个平安结。老人家不怎么会说汉语，借助藏语翻译的帮助，他向我们讲述了80年前的往事。不过，当年只有5岁的他，对红军的印象大多来自爷爷的转述。

　　“爷爷说，红军来的时候，衣服破破烂烂的，饭也吃不饱，是相当困难的一群人。”他还记得，爷爷特别提到过，“他们和别的军队不一样，不烧杀抢掠，寺庙里对他们的评价很高。”对我们最关心的松赞林寺如何帮助红军，老人的记忆多少有些模糊，或许，就是当时的僧人和红军，也很难统计清红军从松赞林寺购买了多少物资。

　　当谈起十几年后解放军重返迪庆时，老人明显有些激动：“大家都很高兴啊，都说是当年的那支部队又回来了！”在大殿二楼，我们见到了描述红军和藏民友谊的壁画，以及那面“兴盛番族”绸匾的复制品。

　　从松赞林寺出来后，又马不停蹄地采访了原迪庆州党史研究员祁继光，下午15时，藏族师傅准时前来接我们前往下一站金江镇。同行的上海援滇干部陈超告诉我们，为了避免走夜路，15时是最晚的出发时间。上车前我特意查了一下地图，发现从迪庆到金江镇的公路呈“U”字型，约3个半小时车程，便想着趁赶路时歇息一会儿。

　　谁知，道路虽然都已经铺上了水泥，但还是九转十八弯。师傅为了赶路，开得一点也不温柔。突然，车子来了个剧烈的拐弯，坐在后排，只感觉五脏六腑都要被甩飞出去了，只能紧紧抓着把手。我回头望去，原来，这一小段发生了塌方，满地泥土石头。这样的路况哪里还能睡得着？坐在前排的陈超察觉到了我们的不适：“这里的路啊，就算是水泥路也不好走。每次下乡，不管其他人聊啥，我就是坐在后面，抓着把手死活不放。”

　　据他介绍，这段路在迪庆已经算是不错的了。他有一次下乡调研时，走的是古老的山路，不仅格外颠簸，还要经过一个“U”型弯道。车子一次转不过去，只能转到一半再倒一把。“我坐在后座上感觉发毛，赶紧下车，一看，倒车的时候大半个后轮都在悬崖外面。”

　　到了金江镇，下车时我只觉两腿发软。好在这里海拔低，不用担心高原反应。很快，当地人就给了我们一个大惊喜。“你们想要采访长征啊，找文化站站长张立国，他是我们这里对长征最有研究的人。”待到联系上张立国，他比我们还激动，顾不上天已全黑，力邀我们去他家坐坐。

　　等到我们离开张家，已是晚上22时。翻看着手中密密麻麻的笔记，我不由感慨：“自古民间多奇人。”张立国对当地的长征故事可谓了如指掌，在他的帮助下，我们顺利敲定了明天在金江镇的行程。临睡前，我突然想到，今天我们借助现代交通工具尚且疲惫不堪，80多年前用双脚从这里走到迪庆，乃至走完长征的红军战士们，可叹！可敬！

　　2016年9月9日　晴

　　贺龙叮嘱她爷爷：“老哥，要好好办学，等我们回来！”

　　也许是巧合，今天的寻访对象都与“坚守”有关。

　　兴隆村村民姚喜艳的家坐落在半山腰上，其间的小路只够一辆汽车勉强通过。这是一个小小的院落，有点像北京的四合院，三面是现代化的小楼，另一面却是古老的木屋。

　　采访中我们得知，这栋木屋就是贺龙当年的指挥部。当年木屋的主人正是姚喜艳的爷爷，马帮头领姚杰勋。按照他的嘱咐，几十年来，姚家后人始终保持着老屋的原貌。我们走进木屋，仿佛穿越到了另一个世界。昏暗的灯光下，脚踩在木板上咯吱作响，眼中看到的，是红军用过的碗、马灯、红缨枪枪头等物品。上面的斑斑锈迹无声地述说着它们经历的漫长岁月。

　　离开姚家时，我们经过村里的小学，里面传来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姚喜艳告诉我们，这所小学的前身，便是姚杰勋自掏腰包办起的私塾。“所以贺龙把自己的马灯留给了我爷爷。”姚喜艳回忆道，贺龙还对她爷爷叮嘱了一句，“他说，‘老哥，要好好办学，等我们回来！’”

　　在那个寒冷、纷乱的年代，姚杰勋执马扬鞭，穿行在茶马古道上，用自己绵薄之力，守护着民族的下一代，他们和无数革命先烈一样，撑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

　　“主力部队离开后，金江镇的老百姓掩护了十几位红军战士，山里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我正思索着，张立国突然停了下来，指着马路对面的群山说道。

　　我们接下来去的一户人家姓鲍，他们家偷偷将一位因疟疾去世的红军战士掩埋在自家祖坟旁，此后祭奠不断。

　　在鲍学良老人的指引下，我们步行来到了他家祖坟。烈士的遗骨已于今年4月迁入烈士陵园，不过现场依稀可见当年的痕迹。一块约30厘米长的石头，便是墓碑。地上还留着翻过的土，这是挖掘遗骸时留下的。采访到一半，我抬起头，蓦然发现，原来这里正好可以看到金沙江。

　　青山有幸埋忠骨。烈士安葬于此，眺望着奔腾不息的金沙江。那是他来的地方，战斗过的地方。如今，他的后辈们站在这里，通过点滴细节记录他的故事。倘若他泉下有知，想必也会感到欣慰吧。

　　结束金江镇的采访，我们匆匆赶回迪庆，明天还要去北部的尼西乡继续我们的长征。不知为何，回到住处的我，满脑子想到的都是木斯札渡口处的一位阿婆。她见到我们在渡口拍照，便赶上前来，操着一口极不标准的普通话反反复复地说：“你们要来采访长征吗？去前面村里找姚喜艳，她家里有很多宝贝哩。”

　　2016年9月10日　晴

　　许下三个愿：一许英魂安眠，二许吉祥如意，三许天下太平

　　一路向北，到达香格里拉市尼西乡境内的红军桥附近，它是当年红军跨江而过进入四川的见证。

　　穿过村庄、走过木板架设的铁索桥、爬上光秃秃的石头山上，数公里的路途一步一蹒跚，就算现在的路，也有些许险峻，更何况当年呢？

　　听说红军要来，受国民党宣传影响的当地村民都跑到山上躲了起来。胆大的村民在红军进村后，偷偷趴在村边山梁上观察。红军在村里找粮食、小麦、青稞、大米，找到什么吃什么，还看到红军杀了小猪吃。村民们很心疼，但又不敢下山。红军走了之后，下山的村民才发现，在红军拿走粮食的农家，都留下了纸币或银元。红军经过时，有两个红军死在了村子里，就安葬在村边的田地边上。后来，红军骸骨被挖了出来，按当地风俗，老乡们为两名不知名的红军举行了隆重的水葬。

　　在通过上桥头村翻越川滇交界处的资纳腊山时，红军遭到地方武装的拦击阻挠，地方武装很快被击溃。据史料记载，战斗中，红军官兵牺牲了7人。村民诉说，红军过了家门前的岗曲河就进四川了，翻山遇到敌人，双方打仗，上桥头村的村民从对面的山上看到交战炮火、听到激烈的枪声。解放后，村民上山放牧发现当年战场上有7具完整的白骨，后来乡政府组织老乡们掩埋了。

　　在嶙峋的石头山上回望，景，或早已不是曾经的景；境，也早已不是曾经的境；至于情，我想，曾有那么一群人，路过这天与地之间。我们隔着时空的距离，对视、共鸣。这份淡淡的联结在我心头汇成一句话：“这一次回去，我要把你们的故事带给更多人看到。”

　　回到市里收拾行囊，一位藏民说，香格里拉市内独克宗古城里的大佛寺，有着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临走前一定要转上3圈。不为信仰，不为超度，为了寻求内心的宁静。

　　我应允下来，徒步来到硕大的转经筒前，我学着来自五湖四海旅人的动作，双手合十放在心口默默祈祷。继而，我们一起奋力转动这个足有4层楼高的转经筒。3圈，贪心如我许下三个愿：一许英魂安眠，二许吉祥如意，三许天下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