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回：赤水纵横甩追兵 苟坝决策集军权

　　遵义会议刚结束，毛泽东复执兵权便在土城战斗中遭受重挫，面对党内一些领导人的质疑，他不为所动，随后终于迎来了个人军事生涯的高峰——四渡赤水。在赤水东西两岸及川滇黔边境，他率领红军灵活穿插于敌人数十万大军之间，最终跳出重重包围圈。期间，尽管决策权威依旧遭受挑战，但通过苟坝会议，毛泽东得以进一步巩固起在军中的决策地位。

　　复出首战遭惜败

　　1935年1月，中央红军撤离遵义后，向土城、赤水方向前进，拟从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与川西北的红四方面军会合。蒋介石随即调集数十万大军追击，阻止红军会师，并意欲在乌江以北、长江以南的川黔地区“围歼”红军。根据所获情报，中央军委获悉“咬得”最紧的是川军郭勋祺部，郭部只有两个旅四个团的兵力，遂决定在土城设下“口袋阵”歼灭这股追敌。

　　土城地处川黔渝交界，自古就是“皇木出山、川盐入黔”的重要码头，有“川黔锁喉”之称，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1935年1月28日拂晓，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来到距离土城东北3公里外的青杠坡附近，指挥红三、红五军团与敌展开作战——此时距离遵义会议结束只有短短11天，系毛泽东复出后指挥的第一场战斗。

　　8月3日，记者一行在讲解员的带领下拾级而上，一座纪念碑逐渐映入眼帘，登上青杠坡制高点银盘顶后终于看到全貌：整座纪念碑笔直高耸，碑顶立有一枚金色党徽，碑身刻有“青杠坡红军烈士纪念碑”十个大字，碑座正面上书：“青杠坡战斗遗址”。据讲解员介绍，整座纪念碑全高19.35米，寓意1935年打响了青杠坡战斗，纪念碑下方埋有收集到的红军烈士遗骸2000余具，系贵州境内红军烈士墓中埋葬人数最多的一座，足见当年战斗之惨烈——

　　由于川军事先对红军作战意图有所察觉，抢先占领了一些制高点并构筑阵地，使得红军起初计划的伏击战变成了仰攻战，战争尚未爆发便陷入不利态势。28日拂晓，战斗爆发，红军情报部门开足马力连轴工作，终于破译出郭勋祺部电报密码，惊悉敌人参战兵力多达八个团，而且还有援军不断扑来，战斗逐渐陷入僵持状态，红军部分阵地甚至被敌军突破，一度逼近红军前线指挥所。

　　进攻——僵持——防守，这场战斗逐渐走向了红军战略设想的反面，如不能马上扭转这种不利态势，后果不堪设想。

　　危急关头，朱德、刘伯承亲自上前线指挥作战，陈赓、宋任穷率干部团发起反冲锋，红二师跑步回援，通过反复拼杀，我方阵地得以稳固，并逐渐逼近郭勋祺指挥部，由于川军装备精良，打仗彪悍，双方随后又陷入胶着态势。

　　28日中午时分，川军已增援至3个旅9个团，战事于红军愈发不利。据当时指挥作战的宋任穷事后回忆：在我军猛烈攻击下，敌一部被击溃。但是敌军居高临下，我们只能仰攻。陈赓同志令特科营重机枪进行掩护，我团学员端着步枪向上冲锋。敌人打过来，我们打过去，有时同敌人进行肉搏战，打得十分激烈和艰苦。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干部团的同志们打得很勇猛、顽强，眼看攻到了郭勋祺的指挥部附近，但又被敌增援部队的炮火压了下来。我团又发动了几次进攻，均未奏效。一直打到黄昏，一军团一部来参战，但我阵地已经缩小，难以展开战斗。

　　原有作战目的难以实现，反倒有被敌人“吃掉”的危险，何去何从须当机立断。当红军两侧阵地得以完全巩固，敌人退缩平川地带后，28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回到土城，召集朱德、张闻天、陈云、博古、王稼祥、刘伯承、叶剑英等人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果断提出，鉴于眼下的严峻军情，原定由赤水北上过长江的计划，已不可能实现了。为了打破敌人的尾追计划，变被动为主动，不应与川敌恋战，我军应甩掉包袱，改为轻装，迅速向川南转移，伺机再实行北渡长江的计划。

　　对于毛泽东这一提议，与会领导人表示赞成，并决定于次日晨从土城西渡赤水河，向古蔺、叙永方向前进。

　　21年后，在中共中央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谁说我没打过败仗？我打过四次败仗。”其中就包括在一渡赤水前爆发的土城战斗。

　　土城一役，红军自身伤亡3000多人，歼敌3000多人，伤亡人数与敌人基本持平，没有实现歼灭尾追之敌的战略设想。但是，土城战斗使得身为川军急先锋的郭勋祺模范师遭受重创，再不敢死死咬住红军不放，直到整个四渡赤水顺利完成，川军都未敢与红军正面交手，这就为中央红军提前排除了此后四渡赤水期间穿插川滇黔三省时来自北方川军的军事干扰——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土城战斗在战略上则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