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沈从文的青少年时代，曾混迹于湘西的军阀部队之中，亲眼见过无数滥杀中无辜生命的消失，这不能不引起他对人性和生命的思考。人的一生本来就短暂，而当时社会环境恶劣，有无数偶然的因素随时可能造成一个鲜活生命的消失。他不能不思考，自己的这一生到底应该怎么度过。在“五四”精神的影响下，父亲终于下决心跳出湘西那个圈子，独闯北京上学，去打开自己生命的新天地。

　　以他小学毕业的学历，考北京大学当然不会被录取，考燕京大学被录取了却没有钱交学费。父亲欠着小公寓的房钱、小饭铺的伙食钱，还不得不到当时农大、北大的朋友和同乡那里去“打溜”（现在叫“蹭饭”）；他穿着南方带来的夹袍子在北京小公寓那不生火的房间里过冬；他努力写文章，向报刊投稿，希望得到几块钱稿费维持生活，但是往往没有下文。据说，当时主编《晨报》文艺副刊的孙伏园先生曾把他的投稿粘成一长串，当着其他人的面展示并团成一团投入纸篓。父亲在无奈下写信求助于郁达夫，得到了他的热情帮助和支持。

　　后来，我们晚辈听到这两个对比鲜明的故事，往往为后者感动，对前者不平。其实父亲在说及前者时，是当作自己的笑话来谈的，一点没有对孙先生的怨恨。一个只有小学学历的人，当然知道自己当时的文字生涩而幼稚。后来我们才知道，孙伏园先生是在新文学运动中很有功劳的人，是他把《晨报》的文艺专栏扩大为专版副刊，刊登过像鲁迅、冰心等著名作家的不少早期作品，使后来的《晨报》文艺副刊成为发表新文学，特别是短篇小说、散文、诗歌、杂文的重要阵地，也成为发现文学新人的重要园地。照我猜想，父亲还可能像感激郁达夫一样感谢孙伏园先生，正是这两种对比鲜明的刺激，让他看到自己的不足，发奋写作，试验各种题材，大量阅读学习，从幼稚生涩的文字中渐渐闯出有自己特点的写作天地。

　　孙伏园那一代先行者创办的报纸文艺副刊，后来也成了父亲一生写作生活中极其重要的阵地。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起到四十年代末，在教书、写作的同时，他始终没有完全脱离过文艺副刊的编辑工作。他对来稿极其认真，认为不错的文章，就会细致加以修改后推荐给读者，许多后起之秀正是由此走向写作之路；他认为不理想的稿件，也会同样认真地写退稿信，细致、平等地讨论文章的不足之处，鼓励作者改进。在整理他遗留的信件中，就发现过不止一封这类信件。我想正是从单纯地为有口饭吃而写作，到成为那个时代的职业作家，这个过程更让他感悟到生命的宝贵，懂得了怎样才能让自己的生命更有意义——只有勤奋再勤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