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6日至20日，中国延安干部学院赴甘肃、陕西开展现场体验教学点和社会实践教学点考察布点工作。教务部主任杨志和率队，从延安出发，途经铜川、咸阳、庆阳、白银、陇南、甘南、兰州两省七市二十多个县区，考察了陕西、甘肃多处革命旧址、旧居。将照金纪念馆、南梁纪念馆、会宁长征会师纪念馆等10余处展馆设立为现场体验教学点，兰州七里河区小西湖社区设立为社会实践教学点。甘肃省委组织部长吴德刚接待了延安干部学院考察团，双方就省院共建，将甘肃丰富的红色革命资源转化为教学资源进行了深入探讨，在党史研究、人员培训和队伍建设等合作议题上进行了有效协商。甘肃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陈卫中，干部教育处处长杨元成全程陪同甘肃境内的考察。陈卫中、杨志和及铜川市、咸阳市有关领导同志为各个教学点揭牌。

　　正式开始西北考察前，学院明确了调研的主题与重点。深入挖掘西北革命根据地“两点一存”的原因，发掘新时期执政为民的典型案例，总结为民服务的现代治理范式。将历史资源再挖掘与现代资源新开发相结合，探访“延安精神”源头，寻觅历史与现代的传承。“延安精神”不仅源自一个叫延安的地域，不仅源自从1935至1948的时间标度，不仅是发生在这两个时空维度中的故事与人物。延安精神贯通土地革命、红军长征、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的中国革命完整历史过程，是这一完整历史过程中高扬自由、解放、奋斗的民族精神发展史。精神从历史中脱颖而出，延伸至今天，影响到未来。五日行程，千里路途，我们探访的脚步，伴着心中对延安精神的解读，由古追今。

　　照金——马栏——南梁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胜利。广大的农村根据地的建设几乎贯穿于中国革命的始终，为中国革命的成功实践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在众多的革命根据地中，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极为特殊的一个。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几乎所有的根据地全部丢失，革命陷入到了最低谷，只有西北根据地硕果仅存。它的存亡与否与中国革命这个宏大事业的成败紧紧联系到了一起。将照金、南梁、马栏根据地旧址建设成为学院新的教学基地和教师科研基地，在这样传奇的土地上研究历史的成败得失，现场讲授当年的红色岁月，让学员潜移默化中接受革命传统教育与理想信念教育，无疑是此行的一大收获。

　　图为2013年落成的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位于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北54公里处，地处陕西、甘肃交界，以耀州区西北部照金镇为中心。在鼎盛时期，红色武装割据区域扩展到陕甘两省十四个县，面积数万平方公里。当时即流传“南有瑞金，北有照金”。

　　照金，是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李妙斋、王泰吉、高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西北地区创立的第一个山区革命根据地。1932年2月，谢子长、刘志丹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抵达照金。他们发现这里进可夺取渭北，威胁国民党在西北的统治中心西安；退可据险固守，是个得天独厚的游击战活动区。1932年12月，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1933年3月初，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成立，4月初，在照金召开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是年春夏之交，照金苏区已成为纵横近百里、面积2500平方公里的革命武装割据区域。1933年春，根据地党政领导机关迁驻距照金镇约5公里的薛家寨。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王泰吉的耀县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和封建军阀在陕甘宁一带的反动统治。1933年9月，国民党陕西当局向照金苏区发动猛烈进攻。以刘文伯为首的上千敌人，分兵几路向薛家寨逼近，企图占领薛家寨，消灭红军。危急关头，留寨的红军战士、游击队员、工人和妇女挺身而出，奋勇抗击，打退敌人的多次进攻。在战斗到第六天时，由于宁老八等叛徒的出卖，红军战斗失利，薛家寨陷落，游击队总指挥李妙斋在这次保卫战中不幸壮烈牺牲。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严重困难之际，1933年10月，因病正在休养的吴岱峰从南山赶回薛家寨、危难之际担任陕甘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统一指挥红军游击队，在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下，率部同敌人进行殊死战斗，一天8次击退强敌的进攻。在叛徒告密、薛家寨即将陷落之际率部成功突围，保住了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基础。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西北民主革命的火种，为后来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创造了条件。但革命也遭受了巨大损失与挫折。红二十六军的覆没，耀县起义的失败，陕西省委及各地党组织的解体，渭北游击区和照金苏区的相继失陷……这一连串的失败，使一度生气蓬勃的西北地区革命转入最困难时期。如何使陕甘边红军这支西北仅存的红色武装摆脱危险境地？如何重建红二十六军？如何重建革命根据地？这些重大问题，一直萦绕在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同志的心中。

　　图为南梁革命纪念馆。为贯彻包家寨会议关于建立南梁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红二十六军恢复后进军南梁，扫荡陕甘边界的反动地主武装。党和红军还派出工作人员深入南梁一带的山区农村，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热情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发动群众建立农民联合会、贫农团等革命群众组织。到1934年初，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初具规模。

　　1933年10月，陕甘边红军在外线作战中取得毛沟门战斗的胜利，打退了敌军的进攻，使战场形势稍缓。部队休整后，刘志丹及时慎重地向陕甘边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建议，认真研究并解决今后红军发展的战略方针和方向问题，以确定陕甘边革命武装斗争的新格局。陕甘边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采纳了刘志丹的建议，于11月3日至5日在合水县包家寨子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会议作出了三项重大决策：一、将陕甘边武装斗争的重点转向桥山中段的南梁地区，坚持在南梁地区开创和扩大革命根据地。二、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第四十二师。三、为确保南梁中心苏区的开辟工作，将陕甘边划分为三个游击战略区：陕北为第一路游击区，以安定为中心；陇东为第二路游击区，以南梁为中心；关中为第三路游击区，以照金为中心。三路游击区又共同以南梁为中心，红二十六军居中策应，并沿桥山山脉向南北伺机发展。包家寨会议作出的上述三项决策的核心，确定了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正确解决了西北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战略问题，为陕甘边“工农武装割据”斗争的基本格局描绘了新的蓝图。1934年11月1日——7日，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召开，宣告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习仲勋被选为政府主席。此后，根据地各县区都相继建立了红色政权。广大贫苦农民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打土豪、分田地、分牛羊、实行土地革命，发展农业经济，支援前线作战，有力地促进了武装斗争的顺利进行，南梁革命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成为武装斗争的坚强堡垒。

　　图为南梁革命纪念馆内的仿真蜡像群。中心手指地图者为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军委主席刘志丹，右侧坐立者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1934年11月4日至6日，在南梁荔原堡中心的关帝庙，召开了刘志丹、吴岱峰、习仲勋、惠子俊、杨森、张秀山等领导人和100多名工农兵代表参加的重要会议。会上，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土地决议案》《财政决议案》《粮食决议案》等文件法令。大会决定成立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和陕甘边赤卫军总指挥部。选举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习仲勋为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标志着陕甘边的革命斗争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庆阳时指出：照金、南梁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硕果仅存的根据地，是中国工农红军的落脚点，是八路军赴前线抗日杀敌的出发点。要好好研究为什么全国那么多根据地都丢失了，只有西北革命根据地硕果仅存，找到其中蕴含的原因。“两点一存”是习总书记对陕甘边根据地为中国革命作出的卓越贡献的精准概括，是对其地位的高度评价。回顾历史，西北地区第一块山区革命根据地经历了创建——被破坏——再夺取——再建设的过程，体现了由“变化”到“发展”的转变。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其内在包含着诸多原因。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中国共产党创立的革命根据地在当时时代条件下，满足了中国最广大民众——农民的根本利益。根据地建设中实行的土地革命，解决了农民的生存问题。根据地建设中的识字运动、革命理想主义教育提升了农民的精神境界，唤醒了群众的觉醒意识与主人翁责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建设中，农民群众第一次体会到了自己生命的价值。因此，当根据地被敌人破坏与占领后，人民群众自愿自觉地加入到保卫与重新夺取的战斗中去，用鲜血和生命换回自己生存与发展的家园。在考察中，我们渐渐感受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一条内在线索，这是一条由“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导引下的发展逻辑，从照金，南梁这些革命早期建立的根据地，到西北地区最大，对中国革命进程影响巨大的马栏根据地的建成，“延安精神”诞生成长脉络也渐渐清晰。

　　马栏革命根据地曾是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马栏时称“小关中”，是关中分区的“心腹”。马栏面积不及“大关中”的八百里秦川，但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优势明显。它曾是陕甘宁边区重要的南部屏障，更是其近距离俯视泾渭、剑指西安的前进基地，是许多革命青年北上延安的重要通道，还是我党我军购运战略物资的必经之路。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总面积达1050平方公里的马栏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和重要活动地区之一，留下了刘志丹、习仲勋、谢子长、贾拓夫、汪锋等革命家的足迹。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此驻扎和活动，1932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在马栏转角镇成立并举行了授旗仪式，军政委杜衡，党委书记汪锋，政治处长刘志丹，红二团团长王世泰。1936年1月关中特委和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机关设在马栏（马家堡村），贾拓夫、习仲勋先后任特委书记。1936年2月，刘少奇同志由陕北途经马栏在关中特委和游击队的护送下，到达临潼栎阳镇，后辗转到达华北。1936年12月，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聂荣臻、徐海东、杨尚昆、罗瑞卿、王首道、程子华等率领主力红军南下时在此驻防，开展地方工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马栏是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是圣地延安的前沿哨所，是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政治、军事、经济中心，是全国各地仁人志士和军用物资通往延安的重要驿站和红色通道。1937年10月至1949年4月，马栏是中共陕西省委、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机关所在地。习仲勋、汪锋、张德生、赵伯平、张邦英、霍维德、张仲良、王世泰等革命家在这里长期生活、战斗过。1945年7月，彭德怀指挥爷台山狙击战，总指挥部设在马栏的窑洞里。1948年4月，西北野战军一、二、四、六纵队集结在马栏地区，14日彭德怀在马栏小会议室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部署西府战役，下达作战命令，分左、中、右 3路向西府进军，5月西府战役遂告结束，西北野战军全部回驻马栏。李先念中原突围后由陕南回到关中分区，在马栏窑洞里养病，病愈后回到延安。著名教育家、民盟西北总支部负责人李敷仁在咸阳遭特务枪击，被地下党营救接到马栏养伤，后到达延安。

　　马栏革命根据地是关中分区指挥中心。从1937年2月陕甘宁边区关中特区(1937年10月改称关中分区党委，习仲勋先后任关中特委、关中分区党委书记)党政军机关迁驻旬邑马家堡起，到1941年陕西省委、关中分区机关迁驻旬邑马栏，马栏成为中共陕西省委、关中地委首脑机关驻地，也是陕西国统区地下党组织工作的策源地与指挥中心。

　　马栏革命根据地是孕育中国革命英才的红色摇篮。1938年至1948年，先后有鲁迅师范学校、陕北公学、抗日荣誉军人学校和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等四所革命学校在此办学，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众多治党治国治军人才。鲁迅师范在马家堡(今旬邑县职田镇辖)办学一年零四个月，累积培养学生300多人，成为了抗战初期“为争取国防教育之模范”。陕北公学1938年7月在旬邑看花宫设立分校，总校1939年1月从延安迁来看花宫与分校合并。在马家堡一年多时间，陕北公学先后办班54个，培养抗战干部6000多名，吸收新党员3000多人。1940年3月，边区为培养区乡干部和加强小学师资力量，在马家堡创办了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国民党不断制造军事磨擦、实行军事封锁、革命形势异常紧张的情况下，马栏革命根据地坚持 “敌来我走，敌走我办，边走边办”的方针，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为中国革命培育了大批优秀的干部。从这里走出的学员，为抗日战争和革命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

　　今天，驻足在这片承载记忆的土地，就是与那段“峥嵘岁月”的红色年代对话。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政治决策、经济发展、文化建设，很多今天的人们没有想到，那段硝烟弥漫的历史，还有这样一块块充满理想的小天地，用如火如荼的社会实践，为新时代描摹未来。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承载的红色精神，成为“延安精神”系统思想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的鲜活表述，是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中国化表达。随着国内外形势的不断变化，随着中国革命的深入进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即将迎来一支奔波在长征路上，满身疲惫伤痛，却满怀激情理想的红色革命军。那么，中国共产党如何将长征的落脚点驻足在这片红色根据地，进而拥有了再次出发的实力与机遇？长征精神在怎样的时空交会中形成？长征精神怎样成为了延安精神的源头之一与有机组成部分？这些问题，深入导引着我们的考察之路继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