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作单位：江南大学)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中国古代‘文人’身份认同与个案研究”（2018SJA0795）

   ［摘要］韩愈在不同场合表现出儒者与文人两种身份的矛盾或一致，并通过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互相拼合，塑造出一个完整的士大夫形象。韩愈理论主张与创作实践之间的矛盾产生于不同空间、场合自我表达的需要。韩愈激切外露的个性使得他没有从个人心性到外在言行全方位地展示儒者角色，而他强烈的表达欲望则将诸多看似不协调的因素统一起来。韩愈处于中唐儒学与诗歌发展的交汇点上，他的身份自塑揭示了古代士大夫的角色组合模式和创作形态，其身份认同也成为后世士人的典型代表和重要参照。

　　［关键词］韩愈 身份 儒者 文人 语境

　　［中图分类号］K203［文章编号］1002-3054(2019)02-0011-09

　　［文献标识码］A［DOI］10.13262/j.bjsshkxy.bjshkx.190202

　　韩愈处于中国古代文学发展与道学发展的交汇地带，同时又深植于中唐的政治社会土壤。在官员、儒者、文人多重身份相融合的表象下，其行为的复杂性惹人注目。undefined[1undefined]他强调儒家道统，以儒者自命，却又推崇不平则鸣，颇显露才扬己之态；他强调文以明道，却创作了不少无关儒家之道的诗文，且名之曰“以文为戏”。研究者早已发现韩愈身上这种矛盾的行为，他们解释此问题的路径主要有两条。其一，承认矛盾的存在，认为其原因是抒发主体情感与遵循社会道德的矛盾。undefined[2undefined]其二，寻找矛盾的内在合理性：或从韩愈自我定位的角度，认为韩愈的儒者、文人身份都服从于人臣身份，纯粹的重实用使韩愈表现出“博大与卑微，放纵与拘谨”等看似矛盾的倾向；undefined[3undefined]或从理论角度弥合“文以明道”“不平则鸣”等概念的矛盾。undefined[4undefined]我们不否认主体多重身份转换与内在矛盾存在的合理性。然而，韩愈的言论首先体现出的是他对自己身份的认知，在此过程中，主体个性、所在场合等多种因素所起的作用不可忽视。还需注意的是，某些言论具有语境限制，若将其从原语境中抽出来，难免造成理解的错位。因此，充分考虑到诸种因素在韩愈自我身份塑造中的作用与表现，并置于儒学、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审视其典型性和必然性，当能更准确、全面地理解以上矛盾。故拟在梳理韩愈文道观的基础上，以儒者、文人身份以及韩愈的个性为切入口，观照韩愈形象的自我塑造，并探析其意义。

　　一、对韩愈文道观表述的

　　重新梳理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人物，韩愈的文道观向来颇受关注。然而，在韩愈诗文呈现的文道观念框架之下，一些细微的表述和理念需要辨明。这既有利于客观地认识文本，纠正一般性的误解，又能为细致地看待韩愈及其身份自塑提供材料基础。由此，我们先将韩愈文道观的基本性质作一简单梳理和辨析。

　　首先，在文道关系方面，韩愈有相当丰富的表述。从重视的程度上讲，道重于文。按重要性来排序，道始终在文的前面。这是古人普遍的价值取向。古所谓“文以明道”“文以载道”云云，均以这一价值判断为基础。韩愈亦如此。其《答陈生书》云：“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undefined[5undefined]（P265）《答李秀才书》云：“然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undefined[5undefined]（P263）虽然突出了文辞之好，但根据句意，道才是韩愈志向之所在，二者在重要程度上的排序不言自明。从文与道的内在联系上讲，道内文外，道主文从。我们按照内容，可将文分为有道之文（内容关乎儒家之道）、无关乎道之文（内容与儒学教化无关）、违背道之文（内容违背儒家之道）。古人对文与道的态度，从广义的层面理解，即道重于所有形式之文。若只从有道之文这个层面理解，道与文则呈现出明显的主从关系。道为主，文为从，文因道而生。韩愈在贞元十七年（801）所写的两篇书信，表达了道内文外的观点。其时韩愈已颇有文名，李秀才欲从韩愈学文，赞韩愈“所为不违孔子，不以琢雕为工”。undefined[5undefined]（P263）韩愈答书云：“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读吾子之辞而得其所用心，将复有深于是者，与吾子乐之，况其外之文乎？”undefined[5undefined]（P263）尽管韩愈承认自己好文辞，但他更强调道。《答李翊书》也说：“道德之归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undefined[5undefined]（P254）与前述并无二致。由此可衍生出两种解读：其一，明道难而作文易，道之等级与要求高于文；其二，明道有助于作文。核之韩愈的原意，这两种解释应当是融合在一起的。简言之，用心于圣贤之道，那么文辞也就不在话下。将韩愈之论与柳冕的论述相比较则会发现：对柳冕来说，文的随从性更强，“意不在文，而文自随之”。undefined[6undefined]（P2371）文的全部关注度被剥除；对韩愈而言，可以着意于文辞，只是对文辞的着意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道。与一些道学家从哲学思想高度空言文生于道相比，韩愈切实关注到了“能文”的问题。他虽不否认自己喜好文辞，但认为创作好的文辞的前提条件是读诗书与明仁义之道。《答李翊书》中“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undefined[5undefined]（P256）等语，以及“气盛宜言”之说，正说明主体内在道义的充实有助于文之创作（包括文辞的运用）。当然，这里包含着一层较为实际的内在关联，即熟读三代两汉之书有助于个人学识和古文写作能力的提升，只是从整体上来说，韩愈将“言宜”归功于“气盛”，即内在的儒家之道的充实。

　　其次，对文以明道说的认识，韩愈的一则表述需要辨明。贞元八、九年左右（792、793），韩愈作《争臣论》，在该文中，韩愈说：“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非以为直而加人也。”undefined[5undefined]（P171）不少人将此语视为韩愈“文以明道”说的来源，然细核其语境，则大有讨论的空间。该文以主客问答的方式，指责阳城非有道之士。在结尾部分，责难者认为韩愈的言论太过直接，有“以讦为直”“伤于德而费于辞”之嫌，并以春秋时期国武子尽言而招祸的例子为戒。在此质问下，韩愈才说出了前面那段话。作为论辩的一方，他藉以反驳责难者的核心观点是：我（韩愈）是站在有道之士的立场上来讲的，我（韩愈）的言论是“明道之论”。既然如此，那就不是为了通过揭别人的短来获得“直”的名声。其实，抛开具体的论辩内容，在论辩、争论的场合下，不论自己的言辞是委婉还是激烈，要让对方或别人信服，就必须宣称自己所说的内容在理。作为以“儒服者”自命的韩愈，自然会将理上升到“（儒）道”的层面。韩愈认为国武子招祸的原因主要不是“尽言”，而是其所尽言之人非善人。故“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既是针对国武子而发，也表明了韩愈对君子尽言的赞同。韩愈彼时没有官职，故后半句乃针对自己而发，主要是表明君子应当具有的行为与态度。“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从韩愈的立场和论辩者的角色来讲，这句话的重点在“明其道”，而非“修其辞”。即便改为“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明其道”也无不可。“修其辞”在这里的作用有二，一是表明“未得位”者只能通过“笔”（文辞）来发挥作用（明道）。二是责难者已经提出“伤德费辞”的话题针对“以讦为直”者。韩愈所言“修辞明道”与之恰成对照，突出了文辞的媒介、载体作用。因而，韩愈“修辞明道”只是根于一个基本常识：任何道都要借助文来表达与传播。故其探讨的尚非真正意义上的文道关系。

　　相较而言，柳宗元之论更能帮助我们理解韩柳“文以明道”的问题。其《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云：“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釆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凡吾所陈，皆自谓近道。”undefined[7undefined]（P873）柳宗元的“文以明道”强调的是：文之价值体现于道。也就是说，他不否定文辞存在的合理性，甚至也不否定“炳炳烺烺，务釆色，夸声音”等形式表达的可能性，只是认为这些形式不能作为文之根本价值。柳宗元之论明确强调了文的价值和意义，体现了“文以明道”的真实内涵。因而，在探讨古人“文以明道”之论的时候，要尽量与“道要以文为媒介、载体”的观点区分开来。“文以明道”等主张所要体现的重点，是儒道统摄下文的价值与意义归属，而非文作为理道载体的客观形态。在此区分的基础上，古人的文道观念才能得到更为合理的认识。

　　二、文与道：

　　基于不同场合的角色共塑如果将柳宗元“文者以明道”“凡吾所陈，皆自谓近道”联系起来看，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文以明道”就是主张个人所有的文学创作均要体现儒家之道。如此，对文之价值（道）的提倡很容易转换为绝对化的创作要求。其实，文作为公器，当创作者以儒者（明道者）身份示人的时候，他就是从实践层面体现了“文以明道”的主张。在此过程中，受限于角色的自我设定以及对文与道的价值判断（如第一部分所述），创作者必然会强调自己的文章都是明道之文。柳宗元“凡吾所陈，皆自谓近道”一语，乃是一例。再如韩愈在贞元十一年（795）时所作的《上宰相书》：

　　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于农工商贾之版。其业则读书著文歌颂尧舜之道，鸡鸣而起，孜孜焉亦不为利；其所读皆圣人之书，杨墨释老之学无所入于其心；其所著皆约六经之旨而成文，抑邪与正，辨时俗之所惑。居穷守约，亦时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辞，以求知于天下；亦不悖于教化，妖淫谀佞诪张之说，无所出于其中。undefined[5undefined]（P234）

　　同一年所作的《答侯继书》则云：“仆少好学问，自五经之外，百氏之书，未有闻而不求、得而不观者；然其所志惟在其意义所归。”undefined[5undefined]（P247）可知韩愈“所读皆圣人之书”之语有所夸大，而“杨墨释老之学无所入于其心”与“然其所志惟在其意义所归”主旨相近，均是强调自己以儒学为根本。作为干谒者，韩愈要塑造一个鲜明的儒者形象，必然会突出自己读圣人之书，作符合儒家之道的文章。因而，“其所著皆约六经之旨而成文”，这个“皆”也有夸大之嫌。我们与其把这类言语看作柳宗元、韩愈创作的真实写照，毋宁视之为二人在特定场合和“明道者”角色设定下的自我标榜和肯定。

　　“文以明道”体现的是一种价值认同，当它作为重要论调与实际创作相比较时，会有理论与实践融合的部分，同时也会产生一定程度的错位。换言之，在儒学场域笼罩下，韩柳提倡文以明道，并将其作为展示自己儒者角色的“舞台”。同时，儒学的场域却未能观照到他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时刻。当他们不刻意凸显自己的儒者角色时，或者说从儒学统摄的场域、“舞台”转向个人性情或其它方面时，其所创作的文章自然与道没有必然关系，这在固守儒家之道的人看来就是背离原则的。

　　可以说，韩柳都没有立意在推崇儒学方面为自己塑造一个单一的角色。借此，我们可通过“以文为戏”进行更深入的分析。裴度在《寄李翱书》中批评韩愈“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undefined[6undefined]（P2419）一般认为此处的“以文为戏”意指“韩愈笔下所见的表现上的有意出格”。undefined[8undefined]（P175）寻绎其出格的原因，正是裴度所说的“以文字为意”。undefined[6undefined]（P2419）综观《寄李翱书》，裴度秉持重道轻文的态度，观点与柳冕大致无异，其言下之“戏”就等同于柳冕口中的“技艺”。

　　贞元十四年（798），张籍在写给韩愈的书信中指出韩愈“嚣嚣为多言之徒”“尚驳杂无实之说”（《上韩昌黎书》），undefined[6undefined]（P3105）言语中颇显责备之意。韩愈的答书却反驳道：“吾子又讥吾与人人为无实驳杂之说，此吾所以为戏耳。”（《答张籍书》）undefined[5undefined]（P200）我们可将张籍对韩愈的批评（建议）提炼出两点：一是不要有无实驳杂之说。二是与口头的表达相比较，要更重视文章著作对明道、传道之作用。对于前一点，川合康三认为：“‘驳杂无实之说’似乎并不是说著作，而主要是指口头的议论、论战。”undefined[8undefined]（P178）但这对我们分析张籍对无关乎道之文的态度，并无太大的不妥。因为以张籍的立场来看，不论是口头形式，还是书面形式的无实驳杂之说，都应予以否定。总而言之，裴度所言之“戏”是创作立意于文辞（也就是文之形式），韩愈所言之戏（也即张籍所所批评的东西）是创作的内容无关乎道。它们所指虽不同，但在对“道”的疏离上却是一致的。前者着意于文辞而在一定程度上轻忽了道，后者在内容上直接偏离儒家之道，流连于无用之文辞形式、虚文杂说，以至于像《毛颖传》那样的谲怪之辞，均因脱离了儒学价值观念而被目为戏、俳。韩愈在《重答张籍书》中进行了简短的辩解，强调自己的驳杂之说无害于道。言下之意即不害于道（也即无关乎道）的言论、文章是可以创作、发表的。他充分承认自己作为个体（而非儒者）所具有的个性表达的场合和空间。然而，关注到韩愈的引证：“昔者夫子犹有所戏，《诗》不云乎：‘善戏谑兮，不为虐兮。’《记》曰：‘张而不弛，文武不能也。’”undefined[5undefined]（P204）可以看出，他的辩解是在尽力将“戏”纳入到儒学价值体系中来，引儒家经典作为理据，希望以此来获得认同。柳宗元在读了《毛颖传》之后，与韩愈持同一立场，对人们鄙弃“戏”“俳”的言论作了更为细致的辩驳，但其理路依然是论证“戏”“俳”有益于世。可见，“有益于世”固然是弥合“文以明道”与“以文为戏”之间矛盾的有效方法，但其下掩盖的，正是韩柳为个性表达空间的存在所作的理论伸张。

　　“以文为戏”确实是个有效的切入口，透过它，我们能够窥得韩愈自我表现的多面性以及对无关乎道之文的基本态度。那么，韩愈对于诗歌是如何看待的呢？较之于文章，诗歌的实用性似乎小了些。在中唐，白居易提倡乐府诗要歌生民病，柳宗元以“导扬讽谕，本乎比兴者也”（《杨评事文集后序》）undefined[7undefined]（P579）一语为诗歌确立了一个符合儒家之道的源头。然而，在诗歌实际创作中，大量的作品与上述两方面均未沾边。当诗歌的触角进入到社会交际和个人日常生活时，表达个人的性情、趣味成为诗歌史中不可忽视的支流。贞元二十一年（805），韩愈干谒李巽，献文章一卷，目的是为了“扶树教道”，同时献南行诗一卷，“舒忧娱悲，杂以瓌怪之言，时俗之好，所以讽于口而听于耳也”。undefined[5undefined]（P217）韩愈行卷所用的文章与诗歌，其功用全然不同。在“明道”这个命题之外，诗歌还有很大的创作空间，此空间所展现的是韩愈文人、诗人的角色，而非儒者的角色。从这里也可看出明道之文与无关乎道之诗的主从关系。前者是提领儒家大义之所在，后者是日常的个性情感表达。此论稍作扩展，儒者（儒家之道）、官员（政事）主要面向国家大事、社会民生等场合、语境，而文人、诗人（无关乎儒学、政教的诗文）主要面向日常交际、个人情感表达的场合、语境。两方面的融合与搭配共同塑造出古代士大夫文人的形象。同年，韩愈为裴均、杨凭等人的“荆潭唱和诗”作序，其中说道：

　　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今仆射裴公开镇蛮荆，统郡惟九；常侍杨公领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德刑之政并勤，爵禄之报两崇。乃能存志乎诗书，寓辞乎咏歌，往复循环，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镂文字，与韦布里闾憔悴专一之士较其毫厘分寸，铿锵发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谓材全而能巨者也。(《荆潭唱和诗序》)undefined[5undefined]（P400）

　　韩愈一开始就埋下了文人（诗人）命穷的话题，这里暂且不表。序中提及的“文章”应指无关乎儒家大义的诗文，正所谓“搜奇抉怪，雕镂文字”。故韩愈对裴均、杨凭的赞许，是先夸其政事、功业，而后赞其能以闲暇唱和咏歌。作为官员，能够干好正事（国家事务）；作为文人（诗人），闲暇时刻又能够创作、吟咏。二者的融合，被韩愈称为“材全而能巨”。元和十一年（816），韩愈与席八（即席夔）同知制诰，韩愈作《和席八十二韵》。其中有“余事作诗人”一语，核对全诗意脉，也是赞扬席八在朝廷上，能尽人臣之能；在日常生活中，又能饮酒作诗，凸显雅士之风。我们不能确定上述两篇作品是否有虚言夸大的成分，但是，韩愈这种夸赞的方式正体现出对文人士大夫双重角色各得其宜的认同。

　　三、儒者面具下的个性塑造

　　及矛盾行为的统一需要指出的是，儒者、官员、文人虽有其角色的规定性，但其中任何一类角色都不能囊括个人行为的所有方面。儒学在长时期发展过程中，从内在心性、外在言行、价值观念上形成了一整套准则，它要求以一种端正、温和的态度来展现自我，体现个人的世用价值，从而形成人们对儒者角色的一般认识。韩愈在二十来岁干谒滑州刺史贾耽的书信中就以“儒服者”（《上贾滑州书》）自命。undefined[5undefined]（P464）然而，他并没有在所有场合、语境都表明其儒者身份；同样，他也没有按照传统的眼光，从个人心性到外在言行全方位地展示儒者角色。在角色这个大体固定的面具下，人们具有充分的表达自我的空间。带上儒者这个面具，如何表演，则是韩愈自己所操控的事情。

　　韩愈所言之“道”以仁义为核心，主要偏向于国家社会伦理，而非个人心性。很多时候，韩愈的个性、言论不符合传统诗教温柔敦厚、主文谲谏的主张。他在《上宰相书》中就明言自己“时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辞”，undefined[5undefined]（P234）失意之时，也不免发牢骚过当之语，这些都是个性使然。以至于韩愈在推尊儒家之道的言行中，文辞过于激烈、锋芒外露。《谏佛骨表》便是极为典型的一例。张籍在《上韩昌黎书》中说韩愈“商论之际，或不容人之短”，undefined[6undefined]（P3105）韩愈则辩解自己好胜、不能下气的原因是“好己之道胜”。undefined[5undefined]（P204）此盖有以儒家之道自高的嫌疑，但也反映出韩愈在阐扬儒家之道的方式上，不会固守敦厚之旨。《后汉书》称马融为通儒，又言其“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undefined[9undefined]（P1972）用后半句来形容韩愈，也不为失当。所以，不能以韩愈有“儒者”的标签，就将儒家所提倡的心性、言行都往他身上靠；不能以韩愈提倡明道，就将儒家所有的内容与韩愈相匹配。这样必然会产生与实际情况难以调和的矛盾。标签、概念只是直接、笼统地了解一个人的方式，其下掩盖了个性所带来的角色偏差。

　　相反，若从个人性情与儒学要求两方面理解韩愈的“儒者”角色，很多矛盾就迎刃而解。韩愈具有强烈的入世念头，性格激切外露，也具有强烈的表达欲望。这样容易使自己内在张扬的性格通过言行表现出来。“气盛宜言”之气，从来源上讲，是儒家的道德；从属性上讲，是创作者内在的精神与主张。孟子讲“浩然之气”，韩愈讲“气盛”，都是要求内在精神喷薄欲出的表达。他提出的“不平则鸣”也是指内在之“气”通过言辞向外喷薄的表达方式。不同的是，在韩愈所列举的“鸣者”名单中，除了儒家之外，尚有道、法、墨、兵诸家及辞赋之士。有研究者认为：“韩愈以鸣儒道者为善鸣，对其他之鸣评价不高。”undefined[10undefined]（P109）其实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没有贬抑非儒道鸣者的言辞，故与其说“评价不高”，毋宁说韩愈最为推崇以儒家之道为内容的善鸣者。若抛开“善鸣”与否这个问题，“不平则鸣”表明的是韩愈对主体内心受到触动、刺激后向外喷发的这种创作状态的赞许，在字面上不太强调儒家之道的内化这一方面。创作过程中，主体内心充满磅礴之气，所作之文章，字里行间气势凌人，这恐怕非纯粹的道德（内容）所能主导，其内在的动力应是主体强烈的个性和表达欲望。韩愈推崇张旭草书，就因其“利害必明，无遗锱铢，情炎于中，利欲鬬进，有得有丧，勃然不释”。undefined[5undefined]（P410）这几句话正可为韩愈之个性作一注脚。他批评高闲上人性情淡泊，以致草书虚有其形迹，由此也可见二者性情之差别。韩愈的“以文为戏”除了不同场合、语境的原因外，也包含了主体对个性表达的需求。将“气盛宜言”“不平则鸣”“勃然不释”等言论合而观之，我们可以说“尚气”是韩愈重要的心理表现，undefined[11undefined]而其根源就在于韩愈强烈的表达欲望。表达的内容可以关乎道德伦理，也可只关乎个人性情。所以我们才能看到他在提倡儒家之道（比如排佛）的时候，言辞过激；个人失意感慨之时，又有怨怼奇怪之辞。罗宗强先生指出韩愈“文以明道”与“不平则鸣”是不协调、相违背的。并认为原因“恐怕是由于他的强烈的入世思想”，通过它“把不平之鸣、把强烈的喜怒哀乐的感情发抒，和重功利的文学观统一起来了”。undefined[12undefined]（P158）我们以为，单是强烈的入世思想，还不足以解释这一矛盾。是韩愈强烈的个性表现和表达欲望，将诸多看似不协调的因素统一起来。那么为何韩愈在《答李翊书》中会说“仁义之人，其言蔼如”undefined[5undefined]（P255）呢？由该文可知，李翊写给韩愈的书信措辞谦虚恭敬。韩愈的回信既要强调儒家之道，又要切合李翊本身的情况予以夸赞。“仁义之人，其言蔼如”正是针对李翊措辞的谦虚恭敬，为鼓励李翊而申发出来的。这句话具有明显的语境限制，并不宜推广到韩愈的整个人生经历和创作中。

　　四、韩愈身份塑造的

　　典型性及其意义综上，语境与个性是韩愈形象自塑的两个重要因素。他没有在儒学场域塑造单一的儒者角色，也没有从外在言行到内在心性都按照儒者的要求来约束自己。其言行的双重性由此表现得极为充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双重表现并不依借于韩愈的独特性而存在，而是依借于文与儒的发展与复杂关联，以及古代的政治环境和士大夫的身份结构。正因如此，韩愈的个案才具有典型意义。

　　首先，中唐时期是儒学发展的转折阶段，在皇权衰弱的背景下，儒者复兴儒学、改革政治成为当时的重要思潮。他们发挥儒学义理，重视儒者、儒学经世致用的能力，不论是文章，还是行为，都力求达到这一目的。另一方面，诗歌发展至中唐，日常化的书写大量出现，这些作品往往无关乎天下百姓，也无关乎儒道伦理。无论是儒学还是诗歌，都开启了宋代的发展路向。而韩愈正处在中唐儒学与诗歌发展的交汇点上：以“儒者”自命，是儒学思潮下的必然表现；显露出“文人”的言行，又与日常化、个人化的创作潮流密切相关。唐代以前，文、儒兼修（也即文人儒者身份兼备）就已成为读书人的常态，在此背景下，古人对辞采之文质疑声不断，从中蕴含着儒者、文人身份的拉锯和矛盾。对此，唐前的论者或竭力强调文人文章的世用价值，如王充、刘勰；或否定文人的文章创作与习性，如颜之推，其重点都在刻意贬低或压缩文人空间。而韩愈的言论，则表现出儒学与文学交互影响下，两种身份借助于不同空间所达成的一种新的平衡。因此，儒者、文人身份认同与共塑的问题在韩愈身上出现，既具有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又显示出异于前人的独特价值。

　　自北宋始，人们对于韩愈是儒者还是文人的问题争论不绝，在此之前，尚未有人得到如此“待遇”。这既意味着韩愈在两种身份塑造与被接受方面的开创意义，又反映出其身份性质的典型性。在儒学与文学发展路向的统摄下，儒者与文人的矛盾成为很多士大夫不可回避的问题。北宋以后的诗文集序时常否定集主的诗人（文人）身份，突出其事功和儒者价值，即是其典型表现。换言之，韩愈代表了一批情况相似的士大夫。他们对儒者、文人保持着与纯粹的道学家一样的价值判断，同时又因为其诗文创作——特别是与儒学教化无关的诗文创作——而不同于纯粹的道学家。在文儒之间，不免遭遇身份定位与认同的困境，对此，韩愈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参照，并成为后世批评与借鉴的对象。后人或尊其为儒者，或只称其为文人，其实都未摆脱韩愈双重身份下言词表现的深刻影响。进一步言之，这层影响又与后人对自己的身份认知直接相关。如明初浙东学派宋濂、王袆等人不愿以文人自名，希望凸显自己儒者的一面。特别是宋濂，多次作文强调自己不是文人。林希元却说：“本朝宋潜溪、王华川诸公，虽屡自辨其非文人，其实不脱文人气习，于经传鲜有究心。”undefined[13undefined]（P699）值得注意的是，不以文人自命的宋濂等人也不以“文人”看待韩愈，王袆更尊韩愈、欧阳修为大儒。这说明创作实践、文道观念的相近促成宋濂等人与韩愈在立场上的类同性，从而导致他们对自己和对韩愈持同种性质的身份认定。再如明胡震亨云：“退之亦文士雄耳。近被腐老生因其辟李、释，硬推入孔家庑下，翻令一步那动不得。”undefined[14undefined](P268)此语可说是对韩愈身份共塑的阐扬与发挥，也反映出论者自己对文人身份的认同。可以说，身份认同的共通性使得韩愈的身份自塑具有了典范意义，后人对他的接受则又蕴含着双重身份模式的潜在影响。

　　其次，面对中唐以后儒者、文人身份怎样兼于一身的问题，韩愈通过其言行作出了回答。韩愈对文人（诗人）的赞许是在儒学场域的影响下进行的，正如“余事作诗人”所揭示的含义一样，纯粹的文学创作只有作为非正事存在时，才能获得肯定。文学的私人性表达（或者说古代文士的私人空间）被置于儒学体系之下，作为附属而存在。宇文所安指出：“私人天地是一种脆弱的建构。只有不断声言它自己的溢余——溢余使拥有成为可能——它才能存在。”undefined[15undefined]（P72）诗人将其对日常生活的描述归结到严肃主题上，声言私人表达的溢余，这都是跳出了自我封闭的私人空间，依照传统价值所作的一种“中立”的辩解。足见私人空间的“脆弱性”。同时，价值上的脆弱性显然阻碍不了私人空间的封闭，以及深处其中的个人审美精神的无限放大。韩愈的很多表述其实就是在不断强调私人空间存在的必要性。在这方面，与他同时的白居易也表现得非常突出。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借用“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句名言，转换“独善”的概念，取消“穷”“达”这两层外在的限定，形成分属于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表达意念，并分别将自己的讽喻诗、闲适诗与之搭配，形成私人空间—独善—闲适诗，公共空间—兼济—讽喻诗这样的组合模式。undefined[16undefined]我们将其稍作转换，以文学的私人性表达（如无关乎道之文）替代闲适诗，以文章的公共性表达（明道之文、政治性公文等）替代讽喻诗。这其实就是韩愈等一大批古代士人的基本创作形态。该创作形态非始于韩愈，但韩愈却是中唐时期士人政治与日常化生活相融合的典型缩影。通过他所观察到的儒者（正事，价值观念中的主流）—文人（闲暇，日常生活的必备）的搭配成为古代绝大多数士大夫共同的角色组合模式。在公共空间的统摄下，“文人”身份反倒熔铸了士人日常生活的趣味与个人化的文学表达，超越“文章的创作者”这一单纯的角色限定，发展成为“文雅之士”（或曰文化人），从而获得了广泛的文化意义。

　　注释：

　　［1］“儒者”的概念相对比较清晰，即研习儒家经典、尊崇儒家修身立世之道的群体。参见张自慧．古代儒者的人格追求与形象定位undefined[Jundefined]．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6).“文人”概念则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文人”即读书人，狭义的“文人”指文学作品的创作者。参见陈宝良．明代文人辨析undefined[Jundefined]．汉学研究，2001(1).需要指出的是，儒学场域下对“文人”的批评主要从狭义的“文人”角度出发，由此，重视文辞形式成为“文人”的主要表现。这能充分体现“儒者”与“文人”各自的角色承担及二者之间的矛盾关系，故本文所言之“文人”也秉持这一界定。

　　undefined[2undefined]参见杨晓霭．论韩愈诗文创作中“宗经”与“自嬉”的矛盾undefined[Jundefined]．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2)；季镇淮．韩愈的基本思想及其矛盾undefined[Cundefined]//．季镇淮.来之文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undefined[3undefined]参见陈飞．韩愈的人“臣”定位及其“道”论undefined[Cundefined]//．陈飞.文学与文人——论金圣叹及其它，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该文指出文学对文人们有服务于君主政治、调节自己生活与慰藉心灵的用途，二者对应于人“臣”的身份定位与现实中的失落。这已经触及到了创作者不同角色的变换问题。

　　undefined[4undefined]参见郑国民．论韩愈的“文以明道”undefined[Jundefined]．韩愈研究（第三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该文认为“道”与“不平则鸣”是统一的。沈时蓉．论韩愈文论观的矛盾与统一undefined[Jundefined]．北京化工大学学报，2009(3)．该文以“有益于世”弥合“修辞明道”与“以文为戏”的矛盾，以“气盛宜言”弥合“不平则鸣”与“其言蔼如”的矛盾，其观点尚可商榷。

　　undefined[5undefined]阎琦．韩昌黎文集注释undefined[Mundefined]．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

　　undefined[6undefined](清)董诰等．全唐文undefined[Mundefined]．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undefined[7undefined](唐)柳宗元．柳宗元集undefined[Mundefined]．北京：中华书局，1979．

　　undefined[8undefined]undefined[日undefined]川合康三（Kawai Kozo）著，刘维治等译．终南山的变容：中唐文学论集undefined[Mundefined]．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undefined[9undefined](南朝宋)范晔．后汉书undefined[Mundefined]．北京：中华书局，1965．

　　undefined[10undefined]咸晓婷．中唐儒学变革与古文运动嬗递研究undefined[Dundefined]．杭州：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11．

　　undefined[11undefined]关于“尚气”“气盛”在韩愈思想中的诸多表现，参见郭明志．气盛：韩愈人格心态的文化内涵undefined[Jundefined]．北方论丛，1993(6)．

　　undefined[12undefined]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undefined[Mundefined]．北京：中华书局，2003．

　　undefined[13undefined](明)林希元．林次崖先生文集undefined[Cundefined]//．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75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

　　undefined[14undefined](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25undefined[Mundefined]．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undefined[15undefined]undefined[美undefined]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著，陈引驰、陈磊译．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undefined[Mundefined]．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undefined[16undefined]详情参见undefined[日undefined]川合康三（Kawai Kozo）著，刘维治等译．终南山的变容：中唐文学论集undefined[Mundefined]．第243-258页.需要注意的是，川合康三在分析《与元九书》时，认为白居易描述出达—讽喻诗，穷—闲适诗模式，此言不确。白居易虽然借用“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之语，作了一定的发挥，但其所云“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谓之讽喻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均没有与穷、达直接联系。志与行，是带有共时性的描述，穷与达，是带有历时交替性的描述，之间不可能对应起来。并且，白居易在作此书时，肯定知道自己的闲适诗不一定是穷时所作，故而在描述自己的时候，取消了“穷”“达”两层限定。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Literature:

　　Han Yu’s Identity Molding and Its Typical Significance

　　XIONG Xiang

　　(School of Humanities，Jiangnan University，Wuxi 214122，China)

　　Abstract:The contradiction and consistency between the two identities of the Confucian and the literati existed in Han Yu’s remarks. The combination of public space and private space portrayed the image of a complete scholar.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Han Yu’s theory and creative practice came into being in the need of self-expression in different spaces and occasions. On the other hand, Han Yu’s strong personality couldn’t make him display Confucian identity comprehensively. His strong expression of desire unified many seemingly incongruous factors. Han Yu was at the interse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 and poetry in the middle Tang Dynasty, whose identity molding revealed the combination pattern and the literary form of the ancient scholar bureaucrats. And his identity became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 and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later generations.

　　Keywords:Han Yu; identity; Confucian Scholar; literati; conte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