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小萌（1952-），男，北京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资深学者”登峰工程首席专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锡伯语（满语）基础语科库存建设与研究”（15ZDB110）

   ［摘要］康熙二十二年，康熙帝谕令从内务府管领下选取33名女孩，在掌仪司太监管理下学习乐器。依据《内务府奏销档》等满汉文史料，对选取女孩的标准，女孩的出身、来源，所习乐器种类，培养女孩习乐之目的等问题加以考察，进而探究清廷废止内务府女乐的时间问题。

　　［关键词］康熙 内务府 掌仪司 女乐 三藩

　　［中图分类号］K249.2［文章编号］1002-3054(2018)11-0004-11

　　［文献标识码］A［DOI］10.13262/j.bjsshkxy.bjshkx.181101

　　康熙二十年（1681）十月，延续八年之久的“三藩之乱”以清廷胜利告终。战后，清廷将分解“罪藩”余部，作为善后的一项重要措施，或编入八旗驻防，或编为汉军佐领，或安插驿站、边台，或拨入内务府管领、庄屯，从而迅速化解了这一遗留问题。在“罪藩”余部中，作为“罪籍奴仆”被没入内务府的人口最多，安插情况也最为复杂。[1]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帝谕令从内务府管领下选取33名“罪藩”女孩学习乐器。由此入手，考察其谕令女孩习乐的目的，选取女孩标准、女孩出身、隶属关系（属何管领），所习乐器种类，进而探讨清宫撤废女乐的时间问题。

　　一、选取女孩标准、

　　女孩出身与隶属关系康熙二十二年（1683）四月十八日内务府大臣满文奏折

　　《为遵旨选取女孩学习乐器事》，引康熙帝谕旨称：

　　取三十三个女孩，分三部教习，取南人甚好。所用乐器、居住学习之房，俱著内务府大臣办理。派掌仪司体面首领太监阅看教习，看守照管，取紧要物件，衣食等物，著顾太监转奏。钦此。[2]（P272-279)

　　康熙帝谕令从管领下选出33名年幼女孩，以11人为一部（共分三部），在掌仪司首领太监调教下学习乐器。女孩年龄，在10-13岁之间，均系罪藩、罪臣家人之女。其中，出自尚藩家人的女孩26名（尚之信家人25名、尚崇谧家人1名），出自吴藩、耿藩、孙延龄家人的女孩6名。[3]说明所选女孩以“尚藩”旧属为主，这与笔者在《内务府管领中的尚藩人口》一文中得出的，“在没入内务府的‘罪藩’余部中，以尚藩人口最多”的结论完全一致。[1]

　　按照“取南人甚好”的旨意，选拔的33名女孩籍贯以南方人为主，其中广东20人、湖广2人、江南1人、江西1人、辽东7人、山东1人，另1人籍贯不详（参见文末附表1）。如就民间乐器普及程度及范围而言，南方似优于北方，但对10-13岁女孩来说，既未掌握乐器、乐理基本知识，安排她们习乐，与其籍贯并无必然联系。故虽有“取南人甚好”之旨，还是选拔了部分符合条件的北方女孩。又，7名辽东女孩中，学习押琴、云锣各2人，学习琵琶、三弦、八角鼓各1人，而安排学习满人传统乐器札板的，反而是2名广东女孩。也说明安排女孩学习某种乐器，与其籍贯无关。至于说康熙帝倾向选用南方女孩习乐，很可能与清宫乐器教习、演习教习乃至学戏女孩均属南人有关。[4]

　　33名女孩的父母，均系没入内务府管领下的“罪藩”家人。其中，凉帽匠、裁缝、锃磨匠、箭匠、绣匠、雕刻匠、錾匠、铁匠、弓匠、玉匠等各色匠役19人，身份不明者14人。说明她们的父辈，多数是拥有某种专业技能的工匠。所以有此情况，与清廷将“罪藩”家人编入内务府时所立标准有关，即“甄别合格者使入于管领，不及者悉数交拖克索（tokso，庄屯）”。[5](P27-30)而甄别的基本标准，即是否掌握某种专业技能。其结果，各色工匠被集中拨入管领，其余人员则多数安插于各地官庄（皇庄）。

　　33名女孩，均隶属内三旗管领。清初，八旗因统属关系不同，分为上三旗（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下五旗（正红旗、镶白旗、镶红旗、正蓝旗、镶蓝旗），前者为皇帝自将，后者为宗室王公领有。在上三旗下五旗分治情况下，各旗包衣随之析为两个系统：上三旗包衣称“内务府属”或内府旗人，身份为皇室私属，编为内务府镶黄、正黄、正白三旗（俗称内三旗）；下五旗包衣则称“王公府属”，身份为各王公私属。[6]（P4、93）内三旗与八旗（俗称外八旗），是既有联系又彼此独立的两个组织。

　　内三旗的组织结构与外八旗有所不同。内三旗以下，各设内参领；内参领以下，各设内佐领、旗鼓佐领、内管领。内佐领（或曰内府佐领）即满洲佐领，成分为满洲人员；旗鼓佐领（或曰汉军佐领），[7]（P120）成分为辽沈旧汉人；内管领(或曰管领,满文hontoho ，直译珲托和），成分比较复杂，主要包括披甲、拜唐阿、匠役、苏拉、奴仆等，长官亦称管领（booi da，直译包衣达）。[8]（P364）

　　内三旗的形成，是满洲皇帝独掌三旗，并在八旗中确立经济、军事、政治绝对优势的产物，亦是清初满洲社会蓄奴制度异常发达的体现。

　　内管领始设与增设时间。《八旗通志初集》卷四一《职官志》载：管领“原设二十员。康熙二十四年添四员，三十年添三员，三十四年添三员”。合计管领30。按：所谓“原设”，在时间概念上过于笼统,据同书卷三至五《旗分志》，实际包括：“初”（意即“国初”）设管领9，顺治年间增7，康熙二年（1663）、九年（1670）、十八年（1679）、二十三年（1684）各1。[9]而33名女孩所属15个管领中，“国初”编立者4，顺治年间编立（或分立）者6，康熙二年（1663）、九年（1670）、十八年（1679）、二十三年（1684）各1，另有年代不详者1。[10]也就是说，33名女孩所属管领，均系康熙二十三年（1684）前所编设者。这与康熙帝平定“三藩”后，将“罪藩”人口分散编入内务府各管领的措施正相吻合。

　　二、所习乐器种类33名女孩所习乐器，均由掌仪司预先指定。其中，学习三弦(tenggeri）、二弦（el hiyan）、筝（yatuhan）、琵琶（fifan）、提琴（ti kin）、 胡拨（hū boo ）、押琴（ya kin）、八角鼓（ba giyo gu）、札板（carki）者各3名，云锣（fila）6名。这种搭配，应与33名女孩分为3部，每部11人的编制相对应。兹据满汉文献，就10种乐器的形制、特点、用途略作说明：

　　（一）三弦(tenggeri）。弹拨乐器。沈启元《大清全书》卷八译为：“弦子”；[11]（P35）《御制满蒙文鉴》卷三：“sukūi buriha weren de moo i fesin sindafi ilan murikū de sirge tabufi emu berhe i sujafi fitherengge be tenggeri sembi”（汉译：“蒙皮音箱上置木柄，三轴上拉弦，用一弦码弹拨者，谓之三弦”）。[12]三弦柄长，音箱方形，两面蒙皮，侧抱于怀演奏。音色粗犷、豪放，适于独奏、合奏或伴奏。《皇朝礼器图式》卷九：三弦“斵檀为之，修柄方槽”。[13]清宫在“燕飨庆隆舞乐”“燕飨番部合乐”等场合用三弦。

　　（二）二弦（el hiyan）。“el hiyan”为汉语借词，弹拨乐器。《御制五体清文鉴》第2728条，“二弦”满文写为“juwerge”。《御制增订清文鉴》解释说：“durun tenggeri de adalikan moo i weren golmishūn hoonggo dorgi kumdu juwe murikū de sirge tabufi fitherengge be juwerge sembi”（汉译：“形似三弦，木质长方形，中空，两轴上拉弦弹奏者谓之二弦”）。[14]清宫在“宴飨番部合乐”等场合用二弦。《皇朝礼器图式》卷九：“二弦斵樟为之槽，面以桐，正方，底有孔。”[13]二弦的演奏方法以指压弦发音，技法多吸收古琴，出音行韵，讲究吟揉绰注，弓法丰富，民间有“文武病狂，画眉点珠”之谓。

　　（三）筝（yatuhan）。弹拨乐器，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流行于秦地。《御制满蒙文鉴》卷三：“etuhen ci ajige juwan duin sirge de berhe sujafi fitherengge be yatuhan sembi”（汉译：“筝，比瑟小，在十四根弦上用双手弹奏者谓之筝”）。[15]筝外形近似长箱形，中间稍微突起，底板呈平面或近似于平面。头部有筝脚。在木制箱体面板上张设筝弦，弦数不等，弦下置码子（弦码），可左右移动，用以调整音高音质。筝音域宽广，音色清亮，表现力强。清宫在“宴飨笳吹乐”“宴飨番部合乐”等场合用筝。

　　（四）琵琶（fifan）。弹拨乐器，《御制满蒙文鉴》卷三：“fithere ergi onco bime muheliyeken dube ergi sibsihūn bime hiyotohon duin murikū de sirge tabufi fitherengge be fifan sembi”（汉译：“弹奏一端宽且圆，末端窄而翘，四轴上拉弦而弹奏者，谓之琵琶”）。[16]琵琶木制，音箱呈半梨形，上装四弦，演奏时竖抱，左手按弦，右手五指弹奏，适于独奏、伴奏、重奏、合奏。是清宫“燕飨庆隆舞乐”“宴飨番部合乐”时的乐器。

　　（五）提琴（ti kin）。拉弦乐器。ti kin为汉语借词，满文或写为“tatuhan”，《御制增订清文鉴》：“onggocon de adalikan buyarame efin de baitalambi”（汉译：“形似胡琴，游玩时用”）。[14]据明宋直方《琐闻录》、清姚燮《今乐考证》，提琴创于明代。适于伴奏昆曲清唱，复用于丝竹乐合奏。清李渔《闲情偶寄》卷七：女子宜学乐器有琵琶、弦索（按，泛指弦乐器）、提琴等，而“提琴较之弦索，形愈小而声愈清，度清曲者必不可少”。[17]《皇朝礼器图式》卷九：“提琴竹柄木槽，冒以虺皮，龙首，四弦……竹弓系马尾二束，于四弦间轧之。”[13]清宫用于“燕飨番部合乐”等场合。

　　（六）胡拨（hū boo）。弹拨乐器。“hū boo”为汉语借词，又作火不思、浑不似、胡拨思，均源于突厥语。唐代西域吐鲁番古画中已存其形。《元史》卷七一《礼乐志五》：“火不思，制如琵琶，直颈，无品，有小槽，圆腹如半瓶榼（ke，泛指盛酒或水的容器），以皮为面，四弦，皮絣（beng，绳子）同一弧柱。”[18]《皇朝礼器图式》卷九：“火不思，桐柄梨槽，半冒虺皮，四弦……曲首凿空内弦，以四轴绾之，俱在右。”[13]清宫用于“燕飨番部合乐”等场合。

　　（七）押琴（ya kin）。拉弦乐器。ya kin为汉语借词，满文写作：“gituhan”。《御制满蒙文鉴》卷三：“durun yatuhan de adalikan golmin juwe juuru funcembi juwan sirge moo i cikten i gidame hishame guwemburengge be gituhan sembi”（汉译：“形似筝，长二尺余，十弦，以木棒擦而鸣者谓之押琴”）。[19]（P720）或写为“轧琴”“轧筝琴”“轧筝”，形如筝，较小。清宫用于“燕飨番部合乐”等场合。《皇朝礼器图式》卷九：“轧筝，刳桐为之，似筝而小，十弦”，前后有梁，梁内施弦，各设柱，以小圆木轧之。[13]

　　（八）八角鼓（ba giyo gu）。“ba giyo gu”为汉语借词，打击乐器。明沈榜《宛署杂记》卷二十载：“刘雄八角鼓绝：刘初善击鼓，轻重疾徐，随人意作声；或以杂丝竹管弦之间，节奏曲合，更能助其清响云。”[20]（P299）其演奏八角鼓水平很高，被誉为京城八绝之一。清李声振《百戏竹枝词》：“八角鼓，形八角，手击之以节歌，都门有之。”[21]（P161）清代中期，在京城及各地驻防旗人中尤流行，并成为岔曲、鼓书、单弦等曲艺的伴奏乐器。晚清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载：“文小槎者，外火器营人。曾从征西域及大、小两金川，奏凯归途，自制马上曲，即今八角鼓中所唱之单弦杂排（牌）子及岔曲之祖也。其先本曰小槎曲，减[渐]称为槎曲，后讹为岔曲，又曰脆唱，皆相沿之讹也。”[22]（P105）八角鼓对晚清京、津、东北等地民间曲艺单弦等的发展尤有影响。

　　清代，八角鼓是满人最具特色的乐器，因鼓面呈八角形，一说代表八旗。七面框边内各嵌两至三枚小铜钹，一面嵌钉柱缀鼓穗，寓意五谷丰登。演奏时用指弹击鼓面发出清脆声音，摇震鼓身或手搓鼓面发出悦耳钹声。关于八角鼓缘起，前人多认为是满人所创，源于关外时期萨满祭祀时所用神鼓，后演变为满人自娱自乐一种乐器，[23]（P5-6）但据前引明沈榜《宛署杂记》，此种乐器至迟明代已在北京流行，当非满人所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