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孙立新曾这样形容方言研究：“以‘亲在’的方式去感知去记录去思虑，除非在场，别无选择。”他强调“亲在”，不仅是“身到”，更要神到、情到、意到。他坦承，不仅方言研究，其他任何田野调研都应致力于构建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在伦理上的对等和信息上的对称状态，而不是前者对于后者的俯察甚或逼视。

　　记者到访时，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艺术研究所研究员孙立新从办公桌上高高的资料堆里抬起头来，虽然他面带微笑，但仍能感受到刚刚下乡调研归来的疲累。这位陕西户县土生土长的中年学者，矢志于方言研究30多年，他深入民间的探索精神、严谨扎实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学界前辈的赞誉。

　　方言承载文化与记忆

　　在孙立新看来，方言绝非仅仅是工具或媒介，而是文化精神、地域特色、人文性格等的凝聚体。

　　正因如此，孙立新一方面为“现代化民族共同语言”而震撼和愉悦，因为语言界别的消融意味着交往隔阂的消除和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熔铸；而另一方面，他也为转型时期因全球化进程而被更替的“方言土语”之命运而焦灼。别具地域特色的方言土语以及从柴米油盐到唱念做打的言说方式记载了一方水土之一代又一代人的生存方式和集体记忆，而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多民族多语言的多元文化格局无疑正在遭遇冲击。

　　在当下，我们不仅要直面李约瑟难题，也要深思“孔乙己问题”——“回字有四样写法，你知道么？”在孙立新看来，文字的变形、语音的流变、语法的重构，往往意味着历史文化和意义空间的转换，而那些带着泥土味道和小巷深处的文化景观也将随着方言群落的“发掘”而赢得自身应有的尊崇位置。已为关中饮食文化名片的“biangbiang面”的“biang”字，在孙立新完成于2007年的《西安方言研究》一书中，居然记载了由九类字谜推延出的九种写法，而且他以脚步所及几乎将每种写法都予“精确定位”：户县西部祖庵镇、户县西南部白庙乡、户县北部渭丰镇……一字而知天下之大、秦人文化积淀之深厚。

　　“在场”方能出真知

　　“你能从一句‘僚匝咧’中体味到或宏阔或淡雅的生存格局。”孙立新说。周末，在一些公园秦腔自乐班的围观者中，身为“关中方言研究专家”的孙立新常常会坐在不起眼的角落，一面听一面品一面记，他即将出版的《关中方言语法研究》正是在这样鲜活的现场中磨出来的。

　　30多年来，孙立新为了摸清关中方言区51个方言点、陕南方言区25个方言点的面貌，不仅跑遍了关中、陕南、陇东等地120余县，还走访了陕西周边山西、河南、四川、湖北等省。为了找寻60岁以上口音古朴的当地居民，为了一句俗语一个方音的校正，他跑过的偏远山区、进过的农家土屋难以计数，超五千万字的调查材料不足以记录其中的艰辛。

　　孙立新曾这样形容方言研究：“以‘亲在’的方式去感知去记录去思虑，除非在场，别无选择。”他强调“亲在”，不仅是“身到”，更要神到、情到、意到。他坦承，不仅方言研究，其他任何田野调研都应致力于构建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在伦理上的对等和信息上的对称状态，而不是前者对于后者的俯察甚或逼视。

　　在农村调研时，孙立新常常早早起床洒扫庭院、干农活，恭恭敬敬地给老人家们点上烟，和他们亲切攀谈；在陇东某镇，有次为了记录集市上一位贩羊皮老汉的纯正方音，主动给老人家打了半天下手。这些年，每到过年，他都会想方设法问候这些当年的“农民语言教员”们。孙立新说，他永远铭记那些在他的《陕西方言纵横谈》、《户县方言研究》、《陕西方言漫话》、《西安方言研究》等著述中没有留下名字却一翻书页就言犹在耳的普通人。

　　让方言进入历史

　　作为方言研究者，他致力于将一地一时的方言以历史文本的样式记载在册。在《关于第二轮修志方言入志问题的建议》中，孙立新提出，在第一轮地方志编修过程中，有些市县志书没有将方言入志；同时，省级地方志编写方言志时，要尽可能请专业人员参与，从纪略式材料走向综合式专著，特别要恪守方言的学科特质以国际音标注音。多年来，他主编了20多个市县区地方志中的方言志，事实上，他的一整套严整科学的编志方式已被作为方言入志的范式而得到应用。

　　孙立新四处讲学，他不仅传递给青年一代方言知识，更手把手地将方言田野调查的经验传授给学生们，从前期背景知识的储备到具体人员的配置，从整个调查过程的控制到后期文献的整理，他认为唯有薪火相传、众人拾柴，才有益于方言的研究、保护、发掘和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