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全球化进程中，国家认同既非持悲观立场的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又非持乐观立场的学者所认为的那样，而是存在着提升、徘徊或者下降三种可能的走向。

　　关于全球化与国家认同的问题，学术界近十多年来已多有论述，并产生了不少有启发性的成果。大体而言，我们可以把相关观点归纳为以下两种：一是“切割论”，即认为民族国家在全球化时代已经落伍，个体应当切割对国家的认同，转移到对世界性组织或者普世价值的认同。例如日本学者大前研一写作的《无边的世界》、《民族国家的终结》则是这种观点的典型。同时，这种观点在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思潮那里也有诸多的体现。二是“维系论”的观点，即面对全球化浪潮的冲击，重新肯定民族国家的重要性，重建公民与民族国家的强固关联。这种观点在许多国家主义者或者文化论者那里表现得比较明显，比如英国思想家戴维·米勒写作的《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等。

　　近年来出现的“匹配论”观点亦有不少启发之处。“匹配论”是在与“切割论”和“维系论”的对话中发展起来的，但由于偏离了“全球化”主题，从而变成了纯粹建构国家认同理想类型的尝试。该理论认为，现代民族国家以两大共同体作为基础：一是以文化为基础的观念共同体，体现着共同领土、共同神话传说、共享历史、共同民族特征、共享文化符号等文化性特质；二是以制度为基础的权力共同体，该制度应体现国家权力架构方式、公民参与制度、公共治理制度等制度性特质。从总体来看，这两种共同体与两种国家认同之间形成了以文化为基础的观念共同体匹配于公民归属性国家认同，以制度为基础的权力共同体则匹配于公民的赞同性国家认同。

　　但是，看似精辟的“匹配论”，却依然有不容忽视的缺陷。例如，它在两种认同与两种共同体之间做了过于绝对的区分，而在现实中，两种认同可能是混淆在一起的。实际上，如果把“切割论”和“维系论”所重视的主题重新带回分析视野的话，“匹配论”的最大缺陷或许在于“国家性”和“静态性”上。所谓“国家性”，即“匹配论”把分析的范围完全集中在民族国家内部，没有看到全球化给当今民族国家带来的广泛影响；所谓“静态性”，则体现在“匹配论”没有看到国家认同的变动性上。由于全球化的影响，公民的国家认同可能发生变化，原先赞同性国家认同可能会变得不再赞同，原先的文化、符号、传说等也可能不再成为个体的精神家园。

　　那么，全球化给公民的国家认同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全球化提升了以同质文化为基础的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却很可能减少以多元文化为基础的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为什么呢？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表明了两种含义：一是在全球化时代，不同文明之间的接触已变得不可避免；二是在这种接触过程中形成的相互关系更多是冲突，而不是趋同。那结果是什么？由于个体的文化之根是无法改变的，一个出生和成长在某个国家的公民，即使在另一个国家生活得再久，也很难从文化上变成该国人。由此形成的结果是，当一个国家具有同质性文化时，在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激荡中，这种同质性文化反而会进一步得到加强，公民的归属性国家认同从而进一步提升。反之，如果一个国家以异质文化为基础，如具有多元族群、具有不同历史传说、存在不同文化符号和象征体系等，在全球化的多元文化激荡中，不同的文化主体可能重新分化组合，甚至寻求从母国中分离出去，建立以同质性亚文化为基础的民族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公民的国家认同无疑会大大降低。

　　从制度的角度来看又当如何？全球化带来了空前的“制度比较”，这种比较同样造成赞同性国家认同的提升或者下降。在全球化时代，由于个体的国际交往规模空前提升，对于其他国家的制度的了解和认识也就相应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有意无意地比较不同国家的制度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将自己国家的制度较之于其他国家更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考虑到民主制度以个体权利为基础，以民有、民治、民享作为政治制度的内在精神，它在这种制度比较中将获得更大的优势。相反，专制或者威权制度所具有的认同度则相应会更低。作为一种总体性趋势，一个国家的政治民主度越高，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政治认同度也将越高，反之则将越低。

　　总之，这是一种纯粹的理想型理论建构，只为分析现实中国家认同的矛盾性提供了框架。在全球化进程中，国家认同既非持悲观立场的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又非持乐观立场的学者所认为的那样，而是存在着提升、徘徊或者下降三种可能的走向。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