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4年起，中东欧11国已分三批先后加入欧盟，欧盟成为一个拥有28个成员国、5亿多人口的大家庭。中东欧国家岀于自身的地缘、经济特性与利益诉求，也对欧盟的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产生一定影响。

　　新成员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甚微

　　中东欧国家的GDP仅占欧盟总量的10%左右，对欧盟经济在全球中所占份额的贡献率很小，因此入盟后的经济影响力更小，且多数国家尚未加入欧元区。欧债危机以来，在以欧元区为核心的欧洲经济治理中，中东欧国家难以发挥积极作用，被排斥于决策圈之外。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中东欧国家对振兴欧盟经济活力、内部生产重组、劳动力分工和应对全球化挑战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同时，中东欧国家入盟对欧盟政治一体化的影响是客观的。欧盟为了顺利东扩，避免成员国数量激增导致欧盟机构“瘫痪”而进行了主动调整。从尼斯条约到后来的制宪会议，从欧盟首部宪法的出台到最终简版欧盟宪法——《里斯本条约》的生效，中东欧国家起到部分推动作用。

　　欧盟“大西洋派”力量壮大

　　中东欧国家入盟对欧盟外交的影响最直接，意义更加深远。由于东西欧在地缘和历史上的差异性，东扩后，欧盟外交更加多元化，壮大欧盟内“大西洋派”力量，丰富“跨大西洋主义”内涵。在对美政策上，欧盟内存在“大西洋派”和“戴高乐派”。前者强调与美合作至关重要，后者在明确自身作为西方一部分的同时，强调外交的自主性甚至对美一定程度的制衡性。东扩后，两派均已出现不同程度的变形。中东欧国家一向视美为安全主要保障及平衡“老欧洲”的重要力量。其入盟后，壮大了欧盟内的“大西洋派”。近年来，随着美战略重心东移，中东欧国家心态已有微妙变化。为此，以波兰为首的中东欧国家热心助推欧洲共同防务建设及加强地区安全合作，力图彰显欧洲在中东欧、东部邻国及巴尔干问题上“为美分忧”的能力，以换取美国继续承担对欧安全义务。应该说，“新欧洲”与“老欧洲”的“跨大西洋主义”内涵有差异。前者多着眼于寻求美国的安全庇护，故对美政策妥协性较强；而后者更强调新时期欧美合作的平等性及共同应对全球化挑战与“非西方”崛起的重要性。

　　冷战结束后较长时期内，法、德等欧盟老成员国淡化俄罗斯对欧洲的安全威胁，更多强调双方的共同利益，主张加强与俄罗斯的务实合作，这在欧盟首份安全战略报告中可见一斑。随着“疑俄”的中东欧国家入盟，其对俄罗斯政策的变化较为明显。随着美国“重启”与俄罗斯关系推动了新老成员国同步调整对俄政策，使得欧盟与俄交往呈现“平衡化”趋势，即合作与遏制并重、兼顾东西欧利益、兼顾“价值观”与“经济效益”平衡。欧盟一面支持扩展与稳定对俄能源合作，一面鼓励开辟绕开俄的新能源管道建设；一边倡议与俄合作解决共同邻国“有争议”地带，一边启动“东部伙伴关系”计划；2010年欧盟启动“现代化伙伴关系倡议”，并对俄加入世贸组织持支持态度，也反映了欧盟欲间接促俄“演变”。

　　“扩大疲劳症”促使欧盟战略调整

　　加强欧盟东部邻国政策建设，既是中东欧国家入盟后的外交优先目标，也是其对欧盟外交影响最直接的一个领域。中东欧成员国的主要目标是改善自身地缘安全环境，为此，他们催生了欧盟的“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借此推动东邻的民主化进程。早在200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之时，欧盟就在波兰等国的推动下，改变了优柔寡断的态度，同意时任波兰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立陶宛总统阿达姆库斯和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索拉纳去基辅斡旋，使乌局势一度朝着欧美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当然，欧盟向东挺进也付出较大代价。欧俄“乌克兰争夺战”反映出欧东部邻国政策过于草率，引发俄强烈反弹，激化双方地缘政治冲突，欧盟东部安全形势更为严峻。随着欧俄相互进行制裁，欧盟的多重利益受到严重冲击。

　　2005年，法国、荷兰公投否决欧盟宪法条约，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西欧民众将全球化冲击出现的诸多结构性问题归咎于欧盟东扩，进而在欧盟老成员国间引发“扩大疲劳症”。欧盟不得不对其扩大战略做出调整。2005年底出台的欧盟扩大战略文件中，首次将“吸纳能力”概念与扩大进程挂钩。后又进一步将“吸纳能力”修改为“整合能力”，强调接纳新成员将视欧盟自身的“整合能力”而定，即欧盟未来扩大需同时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候选国严格履行入盟条件；二是扩大需顾及欧盟自身健康发展；三是需取得欧洲民众的理解与支持。“整合能力”的提出，使欧盟扩大进程具有了双向性，不仅要观察候选国的达标问题，也需考虑欧盟的“消化”能力问题。

　　新入盟中东欧国家主动发力“效应”有限

　　因中东欧国家入盟时间不长，加之多数国家国际视野较为局限，迄今为止，他们对欧盟政策的影响相当程度是由其入盟本身或者说欧盟东扩进程本身带来的客观影响，中东欧国家主动发力的“效应”较为有限。但未来随着“盟龄”的增加以及与欧盟融合度的加深，中东欧国家在欧盟决策过程中，将从“聆听者与接受者”向“积极的影响者”转变。

　　未来中东欧国家在多大程度上对欧盟产生影响，取决于多方面因素。首先，中东欧国家在欧盟中拥有多少权力。由于中东欧国家多为中小国，在“里斯本条约”时代，他们能够发挥较大影响的领域，更多是在成员国拥有“一票否决权”的领域。其次，国内政治因素的变化，尤其执政党对欧政策取向的变化。如果亲欧政党执掌政权，会以积极态度推进欧洲一体化建设；反之，则会对欧洲建设产生不利影响。再次，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实力。在欧盟这一“发达国家俱乐部”中，中东欧国家属“发展中国家”，现阶段仍享受欧盟地区基金的巨额补贴，对欧盟的需求大于贡献，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对欧盟决策的影响力。此外，中东欧与欧盟其他成员国、特别是欧盟大国的协调能力，以及自身的“抱团发声”意愿也会对其“影响力”产生影响。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