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我国以环境为代价追求GDP的高增长有其历史原因，现在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刻不容缓。

　　2013年新年伊始，笼罩在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的雾霾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这次雾霾天气空气污染之重、影响面积之广、持续时间之长、造成影响之大、公众关注之甚都创下了纪录。同时也让人们对健康空气、自由呼吸的需求更大，对减少污染、保护环境的意识更强，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认识更深，对政府科学立法、从严执法的呼声更高。

　　雾霾是公害

　　环境的使用具有非排他性，环境污染会造成绝对的不可逆的损失，对公众健康和生存条件具有累积的危害性和破坏性，因此，包括雾霾在内的环境污染是公害。这种公害让公众付出了健康的代价，让社会付出了福利的代价，让政府付出了政治的代价，却没有谁为之买单。

　　这既有我国特殊的经济增长阶段、能源结构、产业结构等客观原因，但更有对待环境的态度和经济增长理念的主观原因。这一公害也是集体理性让位于个人理性的结果，是“囚徒困境”博弈的结果。当一个污染企业减排时，考虑到自己减排而其他企业不减排，自己就会增加成本而失去竞争力，因此就会选择不减排；另一家企业也会做出同样的考虑，企业间博弈的结果就是大家都不减排，于是出现企业型“囚徒困境”的博弈结果。

　　当一个地方的官员要治理污染、保护环境、淘汰高污染产能时，他考虑到其他地方的官员不这样做，而是仍然不惜环境代价招商引资以保持GDP高增长，这样自己的政绩就会落后，升迁机会就会减少，于是就会选择不惜牺牲环境为代价追求经济的高增长；另一个地方的官员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地方官员之间博弈的结果，就是大家都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保持高增长，于是出现地方官员型“囚徒困境”的博弈结果。

　　一个公民想要减少污染，需要自己多花时间、体力甚至费用，但考虑到其他人都不减少污染行为，自己吃了亏，于是就选择我行我素，继续习以为常的污染行为；其他公民也这样选择，公民间博弈的结果就是都不采取减少污染的行动，于是出现公民型“囚徒困境”的博弈结果。

　　所有这些结果，导致大家都想搭别人减排治污的便车，结果是都没有便车可搭，却让环境这个公共产品上演“公地悲剧”，造成公害。

　　减少雾霾需要公权与公信

　　在雾霾面前人人平等，有毒空气不会因为你的财富、地位的提高而减少。环境是公共产品，需要政府行使公权力进行严格的管制。从国际上来看，行使公权力治理污染、保护环境的基本原则分为两类“PPP”：一类是OECD倡导的“PPP”，即“污染者付费原则”（Polluter Pays Principle）；另一类是日本主张的“PPP”，即“污染者处罚原则”（Punish Polluter Principle）。OECD的 “PPP”立足于市场机制理论，试图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找出“适度污染标准”，在企业生产和污染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或者在经济增长和适度污染之间寻找平衡点，仅局限于防治费用的征收，所以OECD的“PPP”更多地依赖市场机制。日本的“PPP”则强调，对公害的防治不能仅仅停留在最适污染水平上，而要以公害对策的正义和公平为原则，更加严格地追究污染者的公害责任。所以日本的“PPP”要求不仅对污染企业征收防治费用，也要对其征收损失补偿费用、消除累积性公害的费用等，从而更加严格，更多地依赖直接管制而不是市场机制。从实施效果看，日本的环保政策效果更好，“PPP”在日本取得了成功。

　　我国以环境为代价追求GDP的高增长有其历史原因，现在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刻不容缓。联合国秘书长首席经济顾问、“休克疗法”之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所长杰弗里·萨克斯教授在他的《共同财富》一书中强调：“目前世界的生态环境、人口以及经济都已经进入了不可持续发展的轨道，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对此视而不见，并且继续使‘一切按照现有模式运转’，那么我们将会面临具有灾难性后果的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我国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必须通过强有力的公权力，实施更加严格的环境管制并严格执行，从事后应急转变到事前的系统管制上来。

　　经济增长的最终目标应该是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这包括经济因素和环境因素。美国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在1968年竞选总统时的一篇演讲中对GDP的阐释和理解值得我们深思。“GDP并没有考虑到我们孩子的健康、他们的教育质量或者他们游戏的快乐。它没有包括我们的诗歌之美或者婚姻的稳定，没有包括我们关于公共问题争论的智慧或者我们公务员的廉洁。”

　　如果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抛弃GDP增长至上主义、先污染后治理的陈旧资本主义和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地方官僚主义，并斩断与污染企业利益链条千丝万缕的联系，严格、公正地执行国家的各项环保法规，那么“囚徒困境”博弈各方就可以增加公信力，就会共同采取减排治污措施，走节约发展、环保发展、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气候变化与环境能源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