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海岱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东西方文化接触是由拓展生存空间而导致的，当彼此的行为妨碍对方时，必不可免地要发生冲突。以龙山时代东西方的文化冲突与融合为发端，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国家的构建走上轨道。从后续的文化发展来看，当时的冲突具有巨大意义，不仅为龙山文化的产生准备了条件，也奠定了此后黄河中下游文化发展的格调与基础，以及当时中国的政治格局，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产生了深远影响。 

　　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以泰沂山脉为中心的黄淮下游地区以其独特的文化面貌区别于邻近区域同时期的其他文化。对于这一自成体系的古文化区域，学术界将其命名为“海岱文化区”。其前后经历了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阶段。其中大汶口文化与龙山文化阶段则是该区域的发展从蛮荒步入文明，从巨大变革走向鼎盛的时期。大汶口、龙山文化时期海岱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如何？与同时期我国境内其他区域文化有着怎样的关系？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陈星灿、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栾丰实、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孙波三位学者。

　　大汶口和龙山文化时期海岱地区进入分层社会 

　　《中国社会科学报》：大汶口和龙山文化时期海岱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在考古遗存上有何体现？

　　栾丰实：距今7000—5500年，海岱地区进入了北辛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从社会发展方面观察，这一时期的海岱地区历史进程属于从平等社会向分层社会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聚落内部发生了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可供独立生活的单体房子规模变小，使用面积基本上都在20平方米以下，多数不超过10平方米。这种情况表明该时期的海岱文化区已经出现了人口数量较少的社会组织单位，如果要把这种人口规模的社会组织单位和我们所知的社会组织相对应，那只能与核心家庭相联系。

　　在海岱地区发现的这一时期的聚落遗址只有100余处，宏观聚落资料的不足使我们无法准确分析聚落与聚落之间的关系，不过这一时期的聚落数量明显超过后李文化，并且分布上也要密集得多，所以，聚落之间可能出现了小范围的社会组织。如果和已知的社会相对应，应该是部落这一层级。到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后期，像比较发达的大汶口一带，出现了相互之间有等级差别的聚落群，中心聚落开始形成。

　　这一时期墓地中墓葬的聚合状况一般表现为三级结构，即墓地、墓群和墓组，可分别与聚落分析（聚落—房子区—房子组—单体房子）中的前三个层次相对应，从而与聚落形态反映的社会结构相吻合。北辛文化到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社会生产在缓慢发展，社会财富也在逐渐积累之中。从聚落特别是墓葬资料中看到的情况是社会成员之间在占有社会财富方面的差别已经出现却并不严重，但向前发展的趋势是十分明显的。以至到大汶口文化早期的后期，在个别地区这一发展的速度明显加快，像大汶口遗址出现的墓室较大、有木棺葬具、随葬品多达100余件的富有之墓，则是分化速度加快的集中体现。从总体上说，这一阶段海岱地区的社会内部已发生变化，开始由平等社会向不平等的分层社会发展过渡。

　　距今5500—4500年，海岱地区处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大汶口文化进入分层社会阶段。在区域聚落形态方面，一批具有中心地位的聚落开始出现，如邹县野店、新沂花厅、章丘焦家、泰安大汶口等聚落遗址，聚落群内部的等级结构已经形成。在聚落内部，小型的家族墓地开始兴起，墓葬规模之间的分化日益明显，处于分层社会的形成时期。大汶口文化晚期，聚落群普遍出现，而由大中小型聚落构筑成的三层结构的金字塔形聚落群明确形成。如陵阳河地区的聚落群，在发现的42处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址中，大型聚落遗址只有陵阳河一处，而中型聚落遗址则有大朱家村等六七处，小型聚落遗址多达30余处。这一时期小型家族墓地成为墓葬的主流，墓葬之间的层级分化十分严重，这种分化不仅表现在单个墓葬之间，也表现在代表家族的墓地之间。墓葬中代表礼制的器具增多并逐渐形成制度。

　　到龙山文化时期，三层结构的聚落群在海岱地区已经十分普遍，个别地区甚至出现了四层聚落形态，如日照两城地区。这一时期聚落形态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多数中心聚落有构筑的城墙及环绕城墙的壕沟，面积一般在10万—30万平方米之间，最大者接近百万平方米。墓葬以家族墓地为主，不同家族之间的墓葬规模分化严重，在临朐西朱封、泗水尹家城等遗址发现有重棺一具、墓室面积超过20平方米、随葬有成套的精美礼器的大型墓葬。而小墓、贫墓不仅没有随葬品，而且墓室也很小，相当数量的墓室面积只有1平方米左右，仅可容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