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时代关于启蒙的对话中，我们都必须回溯一个不容忽视的文本——《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在这一文本中，康德旗帜鲜明地指出，“启蒙就是人类摆脱自我招致的不成熟状态”。它的基本诉求在于：“Sapere 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由此，欧洲启蒙的核心就在于“理性”。同样，早在中国北宋时期，理学家程伊川亦是强调：“性即理也，所谓理性是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乐未发，何尝不善？发而中节，则无往而不善。”由此，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启蒙运动的某个无法排除的面相确实可被视为“理性主义”的，而儒家学说对理性确实有过诸如此类的思考，那么，中西方都存在某种围绕“理性”的启蒙观。

　　着眼于中西方启蒙的复杂性，我们大致可以归纳出中国与西方哲学的理性观及其所蕴含的对启蒙的不同态度。

　　第一，正如康德在其论文中指出的，启蒙首先涉及对宗教的态度。在西方哲学传统中，依据理性的审慎检验，关于人格神以及立法先知的历史叙述充满了矛盾和混乱，对于上帝与灵魂存在的神学论证则犯有哲学与逻辑的错误。理智无法接受上帝。上帝理念之可被引入的条件，要么是作为实践理性之公设，要么是思辨理性之认识对象。要言之，按照西方启蒙哲学的看法，宗教必须接受理性赋予的论证地位。

　　儒家对宗教的态度则更为复杂。按照孔子的教诲，如果承认鬼神与灵魂生活的存在，属于“不知”（没有智慧）；但如果否定这些，认为人死后无知觉，则属于“不仁”（没有仁爱）。虽然仁与知按照理学传统都可归为中国理性概念的内涵，因此也可得到这样的结论：儒家同样以理性去衡量宗教的功用，但这与欧洲启蒙运动的主张仍有极大的差异。虽然在以“道德代宗教”方面，儒家的某些学说和康德之道德形而上学在主张上非常接近，但必须看到，康德的实践理性无法被概括为仁爱，同时儒家道德之基础也毋须像康德那样必须假设作为人格神的上帝。这种在对待宗教的，因而对待启蒙的态度上的差别，依赖于中西理性观的根本差异。

　　第二，儒家的理性观中包含了强烈的直觉含义。毋庸置疑，希腊哲学以来的西方理性学说，同样也拥有这层意蕴，无论作为对认知前提的把握还是道德判断力。然而，正如一些宋明儒者指出的那样，中国理性观包含的直觉含义是在作为人人具有的先天情感（如四心）中蕴藏着的。它既非对真理的单纯认知性的直接观照，亦非某种宗教性的神秘契合或形而上学沉思，而是发端于人伦情感的、超越人际界限与天人界限的“一体性”体验。它既是伦理的基础，也是所谓形而上学的基础。从这里可以发现与西方古代哲学具有更多相通之处。然而，后者虽然将对善恶的认知视为实践乃至最高沉思的实质，却并未像儒家那样，将日常人伦情感当作指向善恶的原初现象。

　　第三，儒家理性观内部的张力以及限制，为中国文化对西方哲学的创造性解释提供了背景。大体说来，这是理性与理智之间的紧张，以及儒家式理性在构建现代共同体时所受之限制。我们可以把这两点概括为中国式理性面对现代性时产生的认知危机与实践危机。

　　中国现代启蒙最直截了当的诉求是科学与民主。这两样据说是标志着现代文明的特征，被认为受制于孔子的传统，而这两样东西多少都可以归因于研究自然的理智和法律来源的实践理性，因此与西方的现代理性观有密切关系。然而，研究自然现象的理智，与思辨理性之间存在着哲学上的紧张。更不必说，希腊哲学家早已看到，所谓民主实际上是奠基于民众意见而非理性的。奠基于理性的政体只能是王政。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激进启蒙虽然赢得了实际历史，却输掉了理论证明。

　　中国现代国家和社会的基础，似乎只能是同时作为历史主体、法权主体和社会构成过程主体和对象的人民。人民的多重面相及其之间的张力将是对一切立场的最终裁决。如何从传统理性观证成这个人民概念，当然是对各种形态的儒家立场之大考验。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激进启蒙也许能够给出更相对有效的理论证明。但正如一切理论证明那样，它们也必须在自己克服危机的过程所导致的新危机面前，经受实际历史更严酷的考验。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