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周一平，教授，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25009；施林峰，博士研究生，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25009。

　　历史研究的对象，从宏观讲，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从微观讲，主要是人、物、事、时、地。历史研究的基本任务是还原历史真相，即求真、求准、求信。要还原历史的人、物、事、时、地等真相，就离不开辨别真伪。怎样才能不“搞错”呢？除了要端正学风、端正治学态度、遵守治学原则和规范，还要讲究研究方法。

　　考证是辨别真伪的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也称考据、考辨，即通过考核有关事实，搜集、比较、归纳有关证据，运用逻辑推理方法，得出令人信服的、科学的结论。它是历史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是历史研究重要的基本功。在史学研究多样化、史学方法多元化的当今时代，“史无定法”是自然的，但考证（考据）方法仍被认为是古今中外历史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1］不懂考证、不会考证就难以还原历史真相，是无法研究历史的，也研究不好历史。

　　中国传统的考证方法以文献证文献为主，因为古代历史除了留存下来的文献资料以外，其他资料很少。到了20世纪，由于考古的发展和古代的实物资料不断被发现，因此王国维提出了“两重证据法”，即文献与地下出土实物互证，把学者的视野从文献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开始关注出土文物和田野考古调查资料。稍后，吕振羽又提出了文献资料、实物资料、传说资料的“三重互证”。

　　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下简称“国史”）可以收集到的资料很多，比如当事人或其同事、家属健在，很多遗物、遗址仍保存着，还有大量的档案资料、报刊资料等。程中原提出了“四重证据法”，即人证、书证、物证、史证四重互证。［2］程中原由研究文学、文学史转向研究国史正是从考证起步的，正如他所说：“几乎每走一步都离不开对史料的搜集与考证”［2］（p.2）。他提出的“四重证据法”，是其考证的经验结晶，同时也说明考证在国史研究中是不可或缺的，是极其重要的。

　　以下结合学者们研究国史的经验，具体谈谈国史研究涉及哪些类型的考证及其价值。

　　程中原提出的“四重证据法”，其中的“人证”指口述历史、证言，实际上可以视为口述资料。“书证”指书面的、文字的证据，可以包括档案资料、报刊资料、撰述资料等。“物证”指实物资料、实地考察资料。关于“史证”，程中原说：“联系事件的来龙去脉，人物的思想发展理论观点的源流影响，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影响，不同事件、人物的比较、对照，国际、国内大势的影响等，这是正确认识和解决现当代历史事件和人物研究中遇到的问题时需要应用的重要证据，姑且叫做‘史证’。”［2］（p.13）这实际上就是从事件、人物等的内在联系出发进行考察和推理，也就是陈垣在《通鉴胡注表微》中提炼的“书证”、“物证”、“理证”中的“理证”，“凡无证，而以理断之者，谓之理证”（详见陈垣：《通鉴胡注表微》考证篇，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此后来新夏在《如何应用与看待考据》（《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1期）中也提到“理证”。来新夏把考证方法归为三种：一是本证，二是旁证，三是理证。）。

　　如果从资料方面来细分，国史研究中的考证涉及的主要资料有：档案资料、报刊资料、撰述资料、口述资料、实物资料、调查资料，现在还可以加上网络资料，即可以进行并实现这七种资料的互证，加上理证，可以说是“八重证据法”。

　　一、档案资料

　　档案资料，中国明朝、清朝略有留存，民国时期已有很多，新中国成立以来就更多了。档案资料，既包括档案馆等藏的官方档案，也包括民间私人收藏的档案，如日记、书信、照片、族谱、家谱等。档案资料在国史研究及考证中具有很高的价值，有些问题是必须依靠档案资料才能搞清楚的。

　　如谢春涛曾谈道：国外一位知名学者在其很有影响的一部著作中，仅根据《人民日报》刊登的一幅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的新闻照片中没有刘少奇这一情况，就推断刘少奇是反对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的。“过去看此书时，虽不同意这一观点，但找不出反驳它的资料”。后来《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等书出版公布了一些档案资料，“基本搞清了1957年2月到4月间刘少奇的大概行踪及他未出席最高国务会议的原因，找到了反驳上述观点的根据”。［3］由此可见，适当地公布档案资料在澄清谬论方面具有多么重要的作用。

　　又如，1958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建立城市人民公社的情况怎样，有的书说是只有“个别省市”建立了城市人民公社。李端祥等通过查阅各省市的档案资料，证实1958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基本上都建立了城市人民公社，并非只是“个别省市”建立了城市人民公社。［4］

　　龚育之曾谈到要重视民间收藏的私人档案。他说：“在《党史札记》中我写过两篇谈建国初救国会解散的文章。对为什么解散，只看到解散时宣言所说的原因，不知还有什么深层的原因”，“文章发表后，收到上海市委统战部一位年轻同志的信，他说，宋云彬日记里曾记载召开新政协筹备会期间，周恩来、李维汉到北京饭店，跟救国会的几个代表谈话，提到一种设想：将来留一个民革，一个民盟，一个民建，其他民主党派就不要单独成立了。宋云彬这一时段的日记曾经在《新文学史料》上发表过，里面有这个材料……（这）只是半个世纪以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曾经有过的一种设想嘛……只是后来思路改变，其他民主党派的解散或合并才被劝止。我觉得宋云彬日记的这一条，恰恰是非常重要的史料……（否则）就不能从这里知道这段历史了”。［5］周恩来、李维汉与救国会代表的谈话，官方档案中没有记录，只有宋云彬日记中有记录，足见私人档案的史料价值不能小觑。

　　要说清楚史实，要写出真史、信史，是离不开利用各种档案资料的。

　　二、报刊资料

　　中国的报刊资料起于晚清，民国时期越来越多，新中国成立以后就更多了。报刊资料中的新闻报道等具有原始性，在国史研究及考证中也有很高的价值。

　　如《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19.5 ~ 2009.9》中记载：2000年1月24日，“西部地区开发会议在京举行”［6］。《中国共产党编年史》写道：2000年1月19 ~ 22日，“西部地区开发会议在北京举行”［7］。2000年1月24日《人民日报》刊登的要闻指出：“1月19日至22日，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在京召开西部地区开发会议”，［8］可见，《中国共产党编年史》记载正确，《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19.5 ~ 2009.9》的记载有误，把会议见报的日期作为开会的日期了。要搞清楚一些事件和会议的时间、地点、经过等，查证报刊资料是不可或缺的。

　　又如，1950年5月，中共中央成立了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经过一段时间的编辑、审定，参加编辑的胡乔木数次与毛泽东商议发表一些已收入《毛泽东选集》中的文章。胡乔木于1950年12月28日在致毛泽东的信中提到：“与《实践论》发表同时，可否将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再发表一次，并要邓拓同志写一评论予以介绍？”（这里的“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是指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 1951年3月19日，胡乔木致毛泽东的信中又提道：“选集中可以报纸上发表的篇目请审定后交家英同志带回。原选供党史学习用的篇目拟在《学习》杂志发表，可否亦请指示。”20日，毛泽东在胡乔木的信上批示：“选集提前发表的文章，待看后送你，四月或可发表一二篇。《学习》上不要发表我的文章。”［9］《毛泽东选集》中的文章是提前发表了吗？发表了哪几篇？这就需要查报刊。通过查证，《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没有提前发表，1951年4月，报刊上也没有发表《毛泽东选集》中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