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２０１５年７月３０日习近平同志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要坚持正确方向、把握正确导向，准确把握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主流、本质，正确评价重大事件、重要党派、重要人物。”这一要求十分重要。

　　在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第二个月，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指出：“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１９７１年，他在一次谈话中又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结论。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定执行了正确的政治上的路线 

　　中国共产党主张坚决抗战，彻底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发出了抗战宣言，动员全民抗战。１９３２年４月１５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对日宣战，比国民党政府对日宣战早了９年。而此时国民党面对日本侵略却采取“不抵抗”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调动大军“围剿”红军。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卢沟桥事变爆发。翌日，中共中央即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国共两党合作抵抗日本的新进攻。同日，毛泽东同志等又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为国效命，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７月１３日毛泽东同志题词：“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保卫全国，同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打到底，这是今日对日作战的总方针。”在延安市共产党员与机关工作人员紧急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与抗日的革命者，应该沉着地完成一切必需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同日还转告蒋介石：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命出动，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而７月１７日，蒋介石才在庐山发表谈话，宣布准备实行对日抗战。这些事实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坚决抵抗日本的侵略，把抗战到底作为自己始终不渝的路线。

　　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实行全民抗战。七七事变发生２０多天后的１９３７年７月３１日，蒋介石对身边亲信透露“可支持六个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周佛海也断言：“中国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组织的要素，没有一种能和日本比拟，战必败。”而早在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２７日，毛泽东同志就指出：“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１９３８年５月毛泽东同志发表的《论持久战》，深入阐发了中国民众中蕴含的巨大能量，强调弱国要不被消灭而且战胜强国，就必须全民动员起来，进行人民战争，这样才能取得持久抗战的胜利。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依靠人民群众实行全民抗战，开展人民战争。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仅败于美国，而且更惨的是败于中国。正确地说，败给了中国人民。”

　　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推动建立并努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１９３５年１２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张学良、杨虎城不满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发动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积极协调、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目的就是要“逼蒋抗日”“联蒋抗日”。这既避免了发生新的大规模内战，也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５日，中共中央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国民党。《宣言》提出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三项基本要求，重申中共为实现国共合作的四项保证。同年９月２３日，蒋介石才在庐山发表谈话，同意这一宣言，表示团结御侮的必要，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努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即使在国民党政府实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反动政策时的１９３９年７月９日，毛泽东同志在对陕北公学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的同学讲话中仍指出：现在时局的特点是妥协投降分子要闹分裂，我们就以抗战的进步、全国的团结、坚持统一战线来对付。一定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长期合作，凡是可以多留一天的，我们就留他一天，能够争取他半天一夜都是好的，甚至留他吃了早饭再去也是好的。１９４１年１月６日至１２日，令人痛心的皖南事变发生。即使如此，中国共产党依然以抗战大局为重。毛泽东同志在会见印度援华医疗队的巴苏华时指出：中国共产党仍坚持把日本侵略者作为打击的主要敌人。如果国民党企图破坏这一全国的主要政治方向，它必将遭到反击，它的计划必将失败，但中国共产党绝不鼓励内战。皖南事变也引起了美、苏等同盟国的反对。美国立即决定将拟援华的５０００万美元暂缓实施。苏联驻中国大使潘友新立即会见蒋介石，指出中国内战意味着灭亡。使馆武官崔可夫也向何应钦和白崇禧表示内战有害于反侵略斗争，暗示继续内战可能导致苏联方面停止援助。

　　中国共产党挺进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和有条件的运动战，建立敌后根据地。这是中国共产党根据自身特点制定的正确的作战方针。抗战初期，当国民党军队大步后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挺进敌后，建立敌后根据地，开辟敌后战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１９３７年１２月，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所谓独立自主是对日本作战的独立自主。战役战术是独立自主的。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一部。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在敌后牵制、打击日军，有力配合了正面战场友军作战。敌后根据地的广泛建立和敌后战场的开辟，坚定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分子。

　　正确的思想上的路线是正确的政治上的路线的根基

　　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后，毛泽东同志等中央领导带头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在１９３８年１１月发表的《论新阶段》中，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口号。为使党找到并统一到正确的思想上的路线，全党开展了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整风运动。延安整风使得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与思想水平不断提高，教育全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分析问题。整风运动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成功克服了党内右倾投降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宗派主义等错误思潮对党的危害，加强了党风、学风、文风建设，使党变得更加成熟、更加强大。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中国共产党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深刻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急剧上升。１９３７年３月，毛泽东同志指出：中日矛盾是主要的，国内矛盾降到次要的地位。１９３７年４月１５日，中共中央发出《告全党同志书》，指出：“我们要求全党同志在任何曲折变化的形势下，紧紧抓住中日两国间的基本矛盾，作为自己一切行动的基点，认定中华民族的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并坚信这个敌人我们是能够战胜的。”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当作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而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就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根本问题是要处理好国共两党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为此付出了艰辛努力，成功地构建、维护和加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即使在蒋介石掀起反共高潮时，中国共产党也以民族大义为重，竭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避免与国民党决裂，避免发生大规模内战。

　　在抗日战争中，无数中国共产党人冲锋陷阵，与日寇浴血奋战，英勇牺牲，成为全民族抗战的模范。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２３日，毛泽东同志为陕北公学成立题词：“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

　　蒋介石政府的高级官员，往往本身就是大资产阶级，甚至是官僚买办阶级。１９３９年１０月，日本特务机关关于国民政府官员在上海外国银行存款的一个秘密报告说，蒋介石拥有资产８０９万美元，宋美龄有３７７万美元，宋子文有６３７万美元，孔祥熙有６３５万美元。这在当时都是天文数字。蒋介石集团的抗战夹带着保卫其所代表的大官僚资产阶级大地主利益的私货。抗日战争期间，他们还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苏联、美国等国的一部分抗日援助攫为己有。美国总统杜鲁门曾这样痛斥说：“他们都是贼，每一个都是，他们从我们援助的数十亿美金中偷了７．５亿。他们就这样把钱偷走，　然后投资在巴西圣保罗，有些甚至是我们的正脚底下——纽约的房地产。”连蒋介石自己也承认：“在没有开战以前，一切危险困苦艰难挫折的情形，我都已料到，但决不料我们的军纪，会败坏到这步田地！在北方作战的情形，我只听得说，在上海作战的实况，我亲眼看见，一切的失利溃乱，抢劫掳掠。”

　　从国共两党在两个不同战场上的不同作用看中国共产党思想上政治上路线的正确

　　从整体上说，共产党对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和地位是充分肯定的。对此，毛泽东同志早在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４日党的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就作了明确、科学的阐发。他说：“中国是全世界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五个最大的国家之一”，“中国军队的广大官兵，在前线流血战斗，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界、产业界，在后方努力工作，海外华侨输财助战，一切抗日政党，除了那些反人民分子外，都对战争有所尽力。”其中所说的中国军队的广大官兵，就包括国民党军队的官兵。毛泽东同志还明确指出：“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这一个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在这个时期内，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和全国人民民族义愤的高涨，使得国民党政府政策的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这样就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

　　我们可以把全面抗战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从国民党的角度，还可以把抗战分为从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到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从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到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广州武汉失守、从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广州武汉失守到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从１９４１年１２月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到１９４５年９月抗日战争胜利四个阶段。让我们看看国共两党及其军队在这四个阶段的不同表现。

　　一是从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到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这是国民党政府抗战的第一个阶段，即东北沦陷阶段。在这一阶段，共产党坚决抗战，而国民党政府却实行“不抵抗”的妥协退让政策。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留驻东北的有近２０万人，而日寇在东北各种军队包括武装在乡（退伍）军人和警察，总共才２万余人，东北军的兵力明显占优势。但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申报》主笔史量才甚至因撰文主张“安内必先攘外”，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结果，东北富饶的领土和丰富的资源，成了日寇全面进攻中国的前沿基地和物质基础。在这一阶段，东北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下，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织了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进行了英勇的游击战争。

　　二是从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到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广州、武汉失守，这是国民党政府抗战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一阶段，当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时，中国共产党军队挺进敌后，建立敌后根据地，开辟敌后战场。在此阶段，国民党军队共投入８０多万兵力，先后组织了淞沪、沂口、徐州、武汉等一系列大战役，可谓壮怀激烈、可歌可泣。在此阶段，国民党军队对日作战总体上是积极的，是抗击日军战略进攻的主力军。其主要原因是：蒋介石有民族主义的爱国的一面；全中国人民包括国民党及其军队内部形成了强烈要求抗日的强大压力；美、英不愿意看到中国完全沦为日本殖民地，导致自身在华利益受损；苏联不愿意看到其在远东受到日本的直接威胁；日军的进攻直接威胁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而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财富主要集中在宁沪一带，国民党其他军政要员的财富也有很多在宁沪及平津一带，国民党迁都、转移财富都需要一定时间。这些都决定了此阶段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抵抗本质上是大撤退前的阻击战和掩护战，也必然导致正面战场各个战役几乎都以退却失败而告终。即使著名的台儿庄大捷，最终结局也不能例外，仅仅是为国民党的大退却赢得了些许时间。仅一个月后，日军再整理集结夺取台儿庄直扑徐州时，国民党的军政机关已基本搬空南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