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 年 9 月 28 日，中古两国同时发表建交联合公报，古巴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拉美国家。同年 11 月，古巴领导人格瓦拉率政府经济代表团访华，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双方签署了经济合作协定，同时签订了 1961 年贸易议定书和科学技术合作议定书。［ 1 ］ 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先后互访，两国间人员交往逐渐增多，双边关系不断升温。

　　一般认为，从 1964 年 12 月开始，中国共产党和古巴共产党就是否停止国际共运公开论战问题产生分歧，导致两党于 1966 年 2 月断绝了关系，两国经济和科技合作交流先后中断，但双方仍保持大使级外交关系。从 1967 年起，中古关系趋于缓和。［ 2 ］ 但实际上，两国科学院的科技合作一直未曾中断，特别是以土壤学为主要内容的科技合作对古巴农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中古两国科学院合作的缘起

　　1962 年，古巴科学院全国委员会成立，年底即通过中国驻古使馆向中方表达了希望两国科学院间建立科学合作关系的愿望。 1963 年 1 月，古巴科学院院长希门尼斯致函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邀请中国科学院 “ 派一个考察团来我国研究某些你们感兴趣的问题，无论是在社会科学方面或是在自然科学方面。这些研究人员可以起到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对我国某些具体的方面（如植物、地质、地理、海洋学、文学、历史）等进行考察，另一方面帮助我们就地培养一些古巴的专家或学生 ” 。［ 3 ］ 接到邀请后，中国科学院于 4 月下旬派出了以生物学部副主任林镕为首的 6 人科学访问组赴古巴考察。

　　访问组在古巴期间，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和工业部部长格瓦拉先后接见了访问组全体成员，希门尼斯院长多次与访问组约谈。双方就中古两国科学院合作协定书草案初步交换了意见，访问组还听取了古巴科学院对具体合作项目的意见。由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已决定在海洋、地震、地球物理等研究方面大力帮助古巴，所以古方希望中方在动能（潮汐能、风能、太阳能）及农业基础研究方面（如遗传育种）予以帮助，如希门尼斯所说： “ 今年土改委员会召集农业基础理论者开会，决定与中国合作，因为中国包括广东、广西等热带地区，与古巴气候相似。 ” ［ 4 ］

　　访问组归国后，中国科学院党组向聂荣臻副总理提交了《关于中古两国科学院合作的情况汇报》，提出： “ 在科学合作上，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 …… 凡我们能办到的，尽可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办不到的，诚恳解释。不强调来往人数上双方对等。合作项目，既答应的，就要办到，并且办好。据申健大使介绍，苏联、捷克方面帮助项目不少，派了很多专家去古，费用很大，不见效果，建议我院注意实效。某些项目涉及院外部门的，如潮汐能利用、南方作物遗传育种等，如对方一再提出要求，不便拒绝时，拟建议允许列入两院合作计划，国内分工配合问题，请国家科委统一安排。 ” ［ 4 ］ 之后，中国科学院拟定了具体的援助内容：（ 1 ）中国科学院拟派出土壤调查、植物病害基础、水生生物学、历史等方面科学工作者 7 ～ 8 人赴古巴科学院帮助研究工作；（ 2 ）中国科学院拟接收古巴科学院派来土壤调查、植物病害基础、植物生理等方面科学工作者 6 ～ 7 人到中国科学院掌握和了解有关研究工作；（ 3 ）中国科学院拟赠给古巴科学院土壤分析、植物病害基础实验设备各一套以及昆虫、鸟类陈列标本等。［ 5 ］

　　方案上报后，很快得到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的认可，主管部门还根据不同情况做出了有针对性的具体批示： “ 关于上述计划中拟派水生生物学家去古考察的项目，不是古院向中院提出的要求，而是中院主动帮助古院发展淡水养鱼。我们考虑到古方已通过中古两国科技合作途径向我水产部聘请了两名淡水养鱼专家即将赴古工作一年，故此项可不必再派人去。其余项目均可同意。古院提出的合作项目要求，凡不属于中国科学院业务范围的，应通过中古两国科技合作途径解决，不必列入中古两院合作的执行计划中 …… 关于中古两院科学合作执行计划的财务问题，可按照中古两国科学技术合作的有关费用规定办理。 ” ［ 5 ］

　　6 月 12 日，希门尼斯院长率领古巴科学院代表团访华，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接见。在中方草案的基础上，双方于 6 月 25 日正式签署了为期 6 年的《中古两国科学院合作协议》和《 1963 ～ 1964 年工作计划》。［ 6 ］

　　二、土壤考察组访问古巴

　　1964 年，在向古巴科学院提交考察计划［ 7 ］ 后，中国科学院派出了以土壤研究所所长马溶之为组长的考察组 [2] 。考察组于 1 月 13 日离京，经布拉格转机赴古巴。在为期 4 个多月的访问中，考察组几乎走遍了整个古巴，其主要的行程和访问内容包括：

　　（一）考察与参观

　　考察组对西方省、哈瓦那省、马坦萨斯省、拉斯维拉斯省和奥连特省进行了 7 期野外考察，了解了古巴的土壤资源和农业情况，同时参观了中央农业试验场、水利资源委员会、地质矿产研究所、古巴全国科学委员会和全国土改委员会下属的各科研和生产机构。

　　（二）参加会议与做学术报告

　　考察组参加了古巴全国第一次土壤工作会议，在会上马溶之作了《关于中国土壤科学发展概况》的报告，介绍了中国土壤研究机构的组织、主要研究内容、学科分支的发展情况以及干部培养问题，引起到会代表和有关部门领导的兴趣和重视。

　　考察组还先后在古巴全国科学委员会、全国土改委员会和中部大学作了三场学术报告，分别是《土壤的发生、分类和分区》（马溶之、赵其国）；《关于肥料和合理施肥的几个问题》（鲁如坤）；《提高土壤肥力在发展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意义》（陈家坊）。

　　（三）举行多场座谈会

　　—— 考察组应古巴全国土改委员会有机肥料局的邀请，参加讨论有机肥料在发展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意义，以及堆肥的技术等问题的座谈会。

　　—— 考察组应松树岛地区党委书记的邀请，参加了讨论该岛农业发展问题的座谈会。

　　—— 考察组参加了 “ 短期土壤培训班 ” 教学内容座谈会，并提出短期培训的教学内容应以 “ 有目的、有计划、有重点 ” 为原则。

　　—— 考察组在哈瓦那大学农学院的座谈会上介绍了中国农学院农化课程的内容和情况。

　　—— 应古巴全国土改委员会的邀请，考察组介绍了中国大比例尺制图原则，分析项目的选择和方法，同时还讨论了甘蔗肥料实验的设计和实验室电子显微镜设备等问题。

　　—— 根据古巴全国科学委员会主席希门尼斯的提议，考察组对古巴土壤研究的发展问题，作了名为《关于古巴土壤科学发展规划的几点意见》的规划，古方除在研究项目上有些具体补充外，表示完全赞同。［ 8 ］

　　通过这些考察和交流，考察组基本了解了古巴的自然条件、土壤类型及土地利用、甘蔗栽培、水稻种植、林业、畜牧及果树、肥料和施肥等方面的情况，掌握了古巴土壤科学的整体概况： “ 古巴全国的土壤工作人员（研究技术干部和教师）只有约 30 余人，分布在水利机关、学校和其他农业机关，工作主要集中在土壤制图、盐土改良、一般的土壤物理化学性质的分析和土壤微生物等方面，学科发展极不平衡，尚未发展农业化学工作，而且设备仪器和书籍期刊普遍缺乏。 ” ［ 9 ］ 根据这些情况，考察组建议：第一，可以派遣土壤专家组去古巴协助工作，且应包括土壤地理、土壤农化及土壤化学三方面的专家；第二，对古巴的科技援助不要零敲碎打，要有重点、有计划、有组织的进行，可能收获大，易于出成果；第三，要重点指定某些出口的工具书和教科书，以供亚非拉等国参考；第四，必须解决语言文字问题，应该培养懂西班牙语的科技翻译人员，去古专家应当事先短期突击西班牙语；第五，接收古巴留学生时，应考虑接收具有大学毕业水平并会英语或俄语的人员比较合适；第六，每天伙食标准应定为 10 比索，以实报实销为宜。［ 9 ］

　　这次考察，为中国科学院派遣常驻古巴的土壤专家组打下了基础。

　　三、协助建立土壤研究所

　　1964 年，古巴第一届全国土壤会议通过了建立一所土壤研究所的决议。在访问组回国前，希门尼斯就致信郭沫若， “ 建议把这个所的建立作为中国科学院协助古巴科学的发展及帮助古巴农业生产迅速进步的主要内容 ” 。［ 10 ］ 10 月，希门尼斯再次来函，向中方转告卡斯特罗总理催促古巴科学院开始进行土壤研究工作的指示。经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批准，这一项目被列入了中古两国科学院 1965 ～ 1966 年合作项目，决定派遣 3 ～ 5 人的小组赴古巴帮助建立土壤研究所，为期 1 ～ 2 年，并辅以高级研究员的短期出差，各为期 2 ～ 3 个月，仪器设备以原 1963 ～ 1964 年两院合作计划规定的赠送给古巴科学院的一套土壤分析实验室仪器设备为基础。

　　2 月 24 日，古巴土壤研究所正式成立，下设微生物实验室、土壤肥力及特性实验室、沉积实验室、物理实验室、制图部和图书馆等部门，中方派出正在古巴开会的生物学部学部委员张香桐和第一批赴古的专家组成员赵其国、朱兆良参加开幕式。之后，还先后派出了刘兴文、程云生、丁鑑、罗质超和赵家骅等专家，李庆奎和陈家坊两位专家也曾短期赴古巴指导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