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式”是当前学术界在讨论学科理论时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就党史学而言，能否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本质和规律，建构成熟的学科理论体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范式理论的认识和范式课题开展的深度。党史研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两大基本范式，代表了党史学界对党的历史的不同观察视角和分析取向。两大范式间的共济和竞争是学术思想解放的表现，也是党史学科保持生命力和走向繁荣所在。但在范式问题上，也出现了以范式转换为名宣传“告别革命”的错误主张，认为革命只是起到阻碍和破坏现代化的作用，将革命与现代化完全对立，以此否定中国革命的正当性和历史必然性，这是一种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本文旨在廓清党史学范式概念、内涵的基础上，对革命史和现代化两大基本范式以及其它研究范式进行总结和反思，对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给予批评，并进一步探讨新时期条件下研究者在范式问题上所应有的认识和努力方向。　

　　一、党史研究范式概念辨析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并未对范式做过明确的概念界定，却为我们提供了“规则与标准”、“共识与信念”、“模型与范例”和“技术与工具”等比较宽泛的解释性词汇。在此基础上，由库恩所标示的范式可表述为共同体成员在开展科学研究中所共享的信念、价值、技术等构成的整体和集合。库恩并认为，成熟科学通常的发展模式，正表现为此种新旧范式的不断更替和转换。[1]国内史学界对库恩“范式”概念、理论在历史学领域的适用性问题存有分歧。持反对意见的学者认为，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二者之间存有明显的差异，决定了在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历史研究领域，并不存在自然科学领域那种整齐划一的范式。若在历史研究中刻意强调整齐划一的范式及其更替，难免造成简单化和扞格难通的尴尬局面。赞同者却指出，库恩范式理论虽主要是对自然科学发展规律的认识和归纳，但对人文社会科学同样具有指导意义，不管研究者在主观上认不认可，范式及范式转换都潜在影响和制约着研究主体的实践活动，并逐渐得到史学界的认同，只是最适宜“观其大要”，不能拘泥于细节。[2]笔者认为，库恩所提出的“范式”虽是常态科学所具有的基本特征，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实际上也有一套自己的常态要素，比如公认的理论逻辑、研究方式和方法、话语系统，以及共同的历史观和价值观等，这些要素的有机集合实际上就是“范式”。目前，史学研究者多以“学术基础和学术原则”、“分析框架”、“诠释体系”、“研究取向”等称谓对范式进行修正或再命名，但烙印在我们头脑的范式概念理解并无多少差别，范式在事实上已成为一种不言自明或者心领神会的“客观存在”。范式并对学术共同体成员的研究工作起着重要的导向和规范作用，研究者无法以“价值无涉”的超然状态去反映历史问题，而只能依照一种包含上述要素的“前理解框架”去解释历史。从这个以意义上说，范式概念虽具抽象性，但并非无法捉摸和理解。范式本身也没有特定标签，它不应当专属于某一领域或学科，过分强调范式的学科界限势必会造成学科壁垒，限制我们的视野。所以，我们不妨将争议的内容从人文社会科学是否可以借用范式概念，转移到如何对其作出合理修正、辨析并运用到史学研究中来。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真正的思想和科学的洞见，只有通过概念所作的劳动才能获得。”[3]　

　　在党史学领域，范式问题越来越为研究者所关注，成为热点问题之一。近年来，不少研究者围绕范式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尝试通过具体研究实践以推动党史学范式的转换和革新。这种探讨无疑是有益的，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诸研究领域的发展。但现有研究成果显示，这种探讨仍不成熟，如对范式的具体内涵仍缺少系统的探讨，研究者往往根据自己的理解和需要在相当不同的意义和层面上使用这一术语，给范式在前提理解环节人为地制造了障碍和混乱。如何依据党史学科的特性和规定性对范式作出较为明确的说明，就成为党史研究者在讨论范式问题时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党史学研究范式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特征：一是理论体系性。党史研究范式在本质上是一整套指导性的诠释体系或分析框架，蕴含着研究者的史观、视角、理论和方法，它存在贯穿于各种理论之中，但又超脱于各种具体理论、方法之上；二是多样性。党史学范式不是唯一而是多样的，党史学领域固然有主导或通行的范式，但却不能认为有一种唯一或终极范式在引导着历史研究；三是转换性。范式必将突破规范认识危机不断更新自己，提出新的问题解决路径和方法，促进研究者的认识机制不断走向成熟和进步。但与自然科学的范式转移或范式替代不同，党史学领域的范式转换是在继承前一范式基础上实现的，不是彻底否定和推翻；四是规定性。如同学科具有自身规定性一样，党史研究中的每种范式也具有各自潜在的规定性，无论在问题的提出上，还是在叙事方式、方法选择上，范式相互之间都有显著的区别和界限。范式的规定性特征使党史研究走向规范化和便捷化，却也易导致研究模式的固化，并造成各范式间对话的障碍。　

　　党史学领域的范式类型具有多个观察视角和分析层面。从通俗意义上理解，由于政治、经济和文化是社会生活的三大基本研究领域，不同的研究领域代表了研究者不同的学术基础和研究视角，党史研究也就相应存在着政治史范式、经济史范式和文化史范式三种不同的研究范式。若比照历史学的研究体系进行分类，中共党史学科的研究内容又可概括为通史类、断代史类、专门史类、地区史类、行业史类、人物志类、研究性回忆类，以及基础理论类，[4]这些内容上的分类同样决定了不同的研究范式必然贯穿其中。此种意义上的理解，主要是基于内容范畴而言。也有学者指出，党史研究存在着两套规范和话语，一是适于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的规范和话语，一是用于研究的学术规范和话语。[5]这是基于党史学功能而言，实际上也代表着两种不同的范式。但在笔者看来，党史学中的范式类型主要存在于两个层面：一是哲学意义上的范式，即在哲学的思维方式的意义上去诠释范式概念，包括客观主义和阐释学两种元范式，具体又包括实证主义、解释主义和批判理论等几种主导范式。这一层次的范式反映的是研究者的一种哲学观念或哲学取向，属于较高层次的抽象理解。客观主义范式相信有独立于精神的现实存在，认为人们可以达到客观性认识，阐释主义范式则主要关注人的自身的意识，强调实在存在于意识和语言解释之中，但二者所要回答的问题是相同的，即在本体论方面事物存在的本质性问题，在认识论方面认知与客观实在的关系问题，以及在方法论方面人们采用何种方法去探索知识。这表明，研究者哲学基础的不同直接影响着他对问题的观点和看法。二是一般意义上的范式，主要是指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可视为哲学范式在具体研究中的表现，其所体现的是研究者对党的历史发展的中心线索或主题脉络的一种历史思考。同时，研究者也在不断摸索和建构能适应党史学自身发展要求的范式，三个代表、“新革命史”等范式的出现，即是对传统范式进行积极反思的结果。这一层次的范式，在实际研究中往往为大多数党史学者所理解和运用。也有一些研究者将个案研究法、系统研究法、对比研究法、跨学科研究法、口述研究法、记忆研究法等具体或特定的方法视为研究范式，笔者以为不妥。具体研究方法作为范式整体或集合的一个要素，其所体现的只是范式问题在具体技术、手段上的应用，虽与研究范式有密切联系，却是两个完全不同意义的概念，不应混为一谈。　

　　范式概念的不同层面体现，使其在党史研究中成为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并具有重要的意义：（1）范式概念和理论的使用，虽在表面上使党史研究的许多问题变得繁重复杂，却有助于研究者以更加宽广的视野和更为深刻、透彻的理论去深入思考和解释问题，在对历史的整体研究中揭示党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2）范式问题在本质上体现了研究者的立场、视角和方法，正是由于范式的不同，使研究者对一些重要历史事件、人物和重大理论等问题存在认识上的差异和分歧，甚至观点上的截然对立，这实际上涉及如何重新解释和评判党的历史发展的重要问题；（3）范式作为一种诠释体系、分析框架或研究取向，其不断调整与突破，对于党史学科的规范性成长和体系性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在某种意义上，范式课题开展的深度直接关系到党史学科在发展中是否达到成熟。（4）范式有助于我国党史学界与国外展开对话和交流。范式作为一种概念在西方学界已被广泛认同和运用，国内党史学界借用这一概念和理论，不仅可以推动党史研究走向深入，还有利于在国内外中共党史研究的整体分析框架中反思和发展自己，并逐步在国际学术舞台上赢得话语权。　

　　二、党史研究中的范式论争　

　　回顾近几十年的研究发现，党史学界在范式问题上存有争议，主要出现了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间的争鸣。两大范式背后均包含了各自不同的理论依据和叙事方式。革命史范式是建国后至80年代在近代史学界长期占主导地位的理论范式，主要围绕“一条线索、两个过程、三次高潮、八大事件”进行论述，在党史学领域则以党的革命斗争和革命领袖人物的政治思想活动为中心叙述线索，以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为理论基础，以宏大叙事为叙事类型，在此基础上展开对中国革命历程的历史书写。以何干之、胡华和胡绳等为代表的一大批老一辈党史学者所取得的巨大学术成就，从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的视角对党的历史进行诠释，具有重要的典范意义。革命史范式是“那一社会阶段的必然且合理的产物”，[6]它以自身的解释系统为中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乃至建国后经年不断的政治、文化运动提供了一个较为清晰的分析框架，[7]促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共党史学科研究体系的初步确立，并具有较强的资政功能。但革命史范式也存在自身的不足之处，一些学者指出，由于局限于政治和革命的视角，可能对社会、经济因素关注不够，难以展现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复杂性。　

　　现代化范式是近几十年来在近代史研究中兴起的一种新的解释框架。它试图打破长期以来一统天下的革命史范式，从另一个视角开辟历史研究的新路径。罗荣渠指出，“以现代化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不同于以革命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必须重新建立一个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综合分析框架，必须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等综合标志对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大变革给予新的客观历史定位。”[8]也就是倡导建立“一元多线”的历史发展观。1991年张静如在《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现代化》一文中指出，罗氏的现代化理论“对研究现代化问题很有用”，并首次在党史学界提出“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角度衡量历史人物、政党及各种群体的作用”[9]。在之后的多篇文章中，张静如继续对现代化范式理论作出补充和说明：一是要重视社会史研究。针对以往对革命史的研究和对社会的研究互相脱节的现象，他“认定必须以整个社会的演化研究为基础探讨中国革命问题” [10]，并指出以社会史为基础是为了深化党史研究，而不是叙述社会史本身，也就是强调社会史作为党史学研究方法和视角的意义，避免将社会史研究具体化或庸俗化；二是倡导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实现社会现代化的核心。一方面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社会现代化是整个社会生活诸方面的现代化，社会生活任何一个方面都要以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为基础；三是实现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的现代化。现代化研究范式必须通过现代化的研究方法才能得到具体展现，它需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的同时，积极借助社会学、统计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多学科理论和方法，并实现研究手段的信息化、网络化和资源的共享。[11]这样，现代化范式就把以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转变为以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把政治史(文化大革命中更是被歪曲为“两条路线斗争史”)研究，转变为包括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各个层面的综合的社会史研究；把以阶级分析为主的方法，转变为广泛运用多学科的现代研究方法，由此建构了崭新的中共党史学研究范式。这是对“传统中共党史研究范式的大突破”。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