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双周座谈会”是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建立的一种工作制度。从新中国建立之初到“文化大革命”前，全国政协共举行了 114次“双周座谈会”。 “文化大革命 ”开始后“双谈”停止活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双座”传统得以延续。中共十八大后，全国政协在继承“双谈”传统基础上，创立了“双周协商座谈会”制度，使“双谈”重新回到中国政治舞台。“双周座谈会”及与之相关的协商对话机制，作为各民主党派和共产党凝聚共识、共商国是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在新中国发展的不同时期为国家各方面建设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也见证了新中国统战工作的历史变迁。

　　关键词：人民政协；双周座谈会；统一战线；民主党派；

　　“双周座谈会”（以下也简称“双谈”）是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建立的一种工作制度 [1]，是中国共产党及中央人民政府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共商国是的一种方式。 从 1950 年 4 月到 1966 年 7 月，全国政协共举行了 114 次双周座谈会 [2] ，对协调统一战线内部关系，促进各党派团体合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 文化大革命 ”开始后“双谈”停止活动。 1979年 12月，邓小平亲自批准了全国政协机关党组关于举行“双周座谈会”问题的报告，使“双谈”传统得以延续。 [3] 中共十八大后，全国政协在继承“双谈”传统基础上，创立了“双周协商座谈会”制度，使“双谈”重新回到中国政治舞台，并成为政协协商民主的经常化平台和重要品牌。

　　当前，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相关资料多限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政协报》等媒体的报道，以及《当代中国的人民政协》、相关大事记、相关领导的文集文选及回忆录、一些省市地方志中的些许论述，能够找到的专门研究成果屈指可数 [4]，系统的研究尚未发现。而通过对“双谈”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了解其伴随新中国历史变迁所经历的命运起伏，而且有助于了解与其相关的人民政协地位的发展变化及新中国历史的巨大变革。为此，笔者不揣浅陋，在广泛搜集相关资料的基础上，试图对建国以来“双谈”这一制度确立、停止以及重启的前前后后进行系统梳理，并对重启后的“双周协商座谈会”与建国初期的“双谈”进行比较，总结异同，以期对新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制度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新中国建立之初到“文化大革命”前的“双谈”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起，中国共产党就有与民主党派及无党派协商合作的传统。在抗日战争时期，民主党派及无党派同共产党合作，共同为坚持团结、抗战、进步而努力。抗战胜利后的旧政协和国共和平谈判期间，他们又同共产党一起为实现和平、民主而共同奋斗。解放战争后期，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热烈响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五一”劳动节口号》，公开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 [5]，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公开宣布接受共产党领导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因此，共产党更有条件和必要继续与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继续合作下去。

　　与此同时，新中国成立初期错综复杂的形势和繁重艰巨的任务，也“要求我们党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我国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各界爱国人士和海外华侨在内的广泛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彻底完成民主革命、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共同奋斗” [6]。

　　1949 年 9月 21日 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会议制度。 此后到 1954 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职责定位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其组织成分包含：工人阶级、农民阶级、革命军人、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同时，《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付之以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 [7]

　　为了使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合作的传统和做法规范化、经常化 ， 1950年 3月 14日，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工作会议，章伯钧、史良 等人提议，应该经常举行各党派间的座谈会，以沟通思想，对政策时事、统一战线工作交换意见。意见一提出，当即得到与会者的积极响应，并形成决定：“举行各民主党派座谈会，每两周一次”， [8] 座谈会定名为“双周座谈会”。 [9] 该制度以参加政协全国委员会的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所推派的代表以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为主体，每两周举行一次时事政治座谈会。主要目的是沟通思想，就时事政治和统一战线工作交换意见。 1950 年 9月 21日，全国政协通过了《双周座谈会暂行组织办法》（草案）。 《办法》规定了“双周座谈会”设立的目的是“联合各人民团体为交换有关思想、政策、时事及统一战线工作意见”；座谈会的参加人员：分为当然参加，自愿参加及临时邀请参加三种；参会人数“以住京者为限，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及人民团体出席双周座谈会代表之人数，经各参加单位协商决定，但每一单位至多不超过五人”；双周座谈会的主席，由总部在京之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依政协次序轮值。 [10]座谈会每两周开会一次，由轮值主席召集。座谈的题目于前一次座谈会决定等。 [11]《办法》为“双谈”提供了基本的政策和法律依据。

　　作为政协的一项重要工作制度，“双谈”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协参政议政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 1950年 4月 “双谈”召开第一次会议到 1966 年 7 月停止活动，全国政协举行“双周座谈会”共计 114 次 [12] ， 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 1950年 4月到 1954年 6月，共召开座谈会 55次 [13]。这一时期，人民政协代行全国人大职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 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建立的一项协商制度， “双谈”主要围绕《共同纲领》所规定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 [14]开展活动。结合当时新中国为巩固新生政权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领域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双谈”主要进行了以下主题的座谈：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运动、亚太区域和平会议筹备情况等。此外，针对统一战线工作情况，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围绕加强思想改造等方面问题进行座谈，交换意见等。“双谈”历史上讨论最热烈的一个主题是朝鲜战争。从 1950年 7、 8月开始，双周座谈会曾讨论过八九次朝鲜战争的问题。罗隆基提出，各民主党派应发表一个联合宣言，目的是一方面表明各民主党派共同的立场，都支持援助朝鲜，另一方面拿出具体的意见提供给全国人民，让大家明确知道该如何援助朝鲜。罗隆基的发言，得到了陈劭先、蓝公武等人的支持。 1950年 11月 4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反对美国侵略朝鲜，推动了全国性抗美援朝运动的开展。 [15] 1954年 6月 4日，“双周座谈会”座谈了关于日内瓦会议问题后便暂时中止了活动。 1955年 4月 15日召开的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决定，“双周座谈会”改为不定期举行，由秘书长根据情况召集 [16]。

　　第二个时期： 1957年 12月到 1958年 4月，共召开座谈会 11次 [17]。以 1954 年 9月一届全国人大 的召开为标志，人民政协完成了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历史任务。虽然政协不再是国家权力机关，但也不是一般的人民团体，而是党派性质的统一战线组织，是各党派的协商机关。 1957 年 5月 8日， 在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参加的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座谈会上，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提出建议，希望“恢复双周座谈会”，以此来密切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这个建议，在第二天的座谈会上，得到各党派领导人的一致赞同，并推定张执一（中共）、邵力子（民革）、罗隆基（民盟）、谭志清（民建）、许广平（民进），黄琪翔（农工民主党）、严希纯（致公党）、茅以升（九三学社）、李纯青（台盟）等九人负责筹备。由于 《双周座谈会暂行组织办法》规定了一个广泛的参加人员范围，据 1951年 12月的统计，一次座谈会参加人数最多时有 200多人。短短的半。天时间内， 200多人显然无法深入交换意见，更无法就各种问题展开讨论，这样的会议更类似于报告会。这与座谈会最初的创立初衷不相符，以至于最后对《双周座谈会暂行组织办法》进行了修改。 “双周座谈会”改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中共领导的共青团、妇联、工会等人民团体不再派代表参加。 [18] 6 月 1日在各党 派领导人的座谈会上，正式决定以后改为每周举行一次座谈会，性质和内容，与以前的“双周座谈会”相同。 [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