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惠山泥人历史悠久、做工精巧，自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至今七年，当地泥人文化的发展传承却似乎撞到一扇“隐形门”。

　　有“中华老字号”之称的无锡惠山泥人厂是惠山泥人“非遗”项目的指定传承基地。由于质量低劣的“山寨”泥人依靠价格优势冲击市场，惠山泥人厂的正规泥人产品正面临销售困境。

　　李响摄

　　对中国这样一个以令人炫目的速度发展的大国而言，法律滞后于现实是合乎逻辑的常态。但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没有法律的规范，各项建设就容易出现很大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的弊端就不会消除。法律是各项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最根本的保障。

　　文化也不例外。我国文化立法和执法现状如何？还存在哪些问题？如何才能使文化法治建设跟上文化发展的现实？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的今天，这些问题亟待回答。　　　

　　“非遗法”为何成了“没牙的老虎”

　　在今年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回答记者提问时说，虽然“非遗法”已公布3年有余，但一例执行“非遗法”的案例都没有。冯骥才认为，“没有监督机制，有关政府部门、执行职能部门和地方政府的不作为，是我们文化遗产保护的最大的问题。”有媒体就此发表评论认为“非遗法成了一纸空文。”

　　对于“一纸空文”的说法，曾参与相关立法工作的国家非遗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乌丙安并不同意。乌丙安认为，非遗法的颁布实施非常重要，非遗法促进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他说，如果没有非遗法第37条明确规定了非遗保护性开发的基本原则，在目前非遗产品商业开发热潮的冲击下，遗产保护和商业开发就将走向极端。“许多传统手工技艺是不能批量生产、流水线作业的，那样就失去了技艺的独特性而一钱不值了。”乌丙安说，某省曾提出5年培养1万名唐卡传承人，用复印机印制唐卡，然后请人上色，这就违反了传统唐卡的绘制技艺。在发现了苗头后，有关部门按照非遗法叫停了这种做法。“应该说，非遗法对非遗的规范健康发展起到了明显作用。”乌丙安说。

　　乌丙安认为，之所以出现公布3年无一例执行案例，和非遗法自身的过于笼统直接相关，特别是实施细则一直没有制定出来，使基层文化执法单位难以实际执行。乌丙安回忆，2011年6月《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生效之时，他和一些专家就集体呼吁尽快出台相关实施细则，但这一呼吁始终停留在呼吁阶段。

　　乌丙安说，法律的威力在于落实，但非遗法有些条款落实不力。《非遗法》第5条规定：“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尊重其形式和内涵。禁止以歪曲、贬损等方式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乌丙安说：“实际上各种歪曲和贬损非遗的现象非常多，比如现在一到七夕节，就能看到各地商家打着‘中国情人节’的旗号搞各种活动，举办什么接吻大赛之类的，完全是胡来。七夕起源于牛郎织女传说，是强调家庭敦睦的传统节日，和西方的情人节完全不一样，但现在大行其道，谁也不认为这是违法行为。而且，法律只说了禁止，没说违反了要如何惩罚，所以没有威慑力。”

　　2005年，由张艺谋执导日本著名演员高仓健主演的影片《千里走单骑》热映，吸引了国内外众多观众。影片讲述了一位年事已高的日本父亲为消除与病危儿子间的隔阂，只身前往中国云南省丽江市寻找“面具戏”的故事。但作为故事主线贯穿影片的“云南面具戏”却是贵州省安顺市所独有的、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安顺地戏”。

　　安顺市文化局认为影片这一做法，误导了观众，对“安顺地戏”造成了不良影响和严重侵权。为此，2010年安顺市文化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部门的名义对张艺谋等提起诉讼。法院经审理认为“安顺地戏”作为一个剧种并不构成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任何人均不能对“安顺地戏”这一剧种享有署名权，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些学者指出，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的巨大商业价值日益为人重视，与非遗相关的知识产权案件有增多趋势，而非遗法对此语焉不详，难以应对。乌丙安表示，当务之急是尽快出台实施细则，特别是对制裁性条款的细化，使非遗法落到实处，不要成了“没牙的老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