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开创和建立的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是成功应对中国面临的民族危亡历史性挑战取得的伟大历史性成果。这个制度不可动摇,是我国的立国之本。由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道路,是成功应对贫困问题的历史性挑战取得的巨大历史性成功,这条道路是我国的强国之路,我们将永远走下去。而今,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遇到了一系列极其复杂的新情况与新问题,面临着全新的历史性挑战。这些挑战概括起来讲就是“三大陷阱”:一是国际关系上面临的“修昔底德陷阱”,二是国内经济发展上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三是在政治与文化领域面临的“话语霸权陷阱”。成功地应对这“三大陷阱”的挑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当下中国人民新的伟大历史任务。

　　一、弄清“三大陷阱”的历史由来

　　1. “修昔底德陷阱”。

　　即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矛盾,是美国的全球霸权遭遇到逐步发展起来的中国的必然表现。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关系。美国离不开中国,因为以“美元霸权”为基础的垄断资本必须依靠吸收全球剩余价值才能生存,而具有13亿人口的中国是全球剩余价值的一大源泉。正因如此,美国希望将中国永远固定在国际产业链的低端,通过其贸易保护政策限制中国的发展,同时迫使中国永远接受美元霸权的盘剥,永远受到美国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严格限制。在满足这些条件的前提下,美国希望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

　　但是,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正在通过实行自由创新与产业结构的转型,通过“一带一路”打破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通过亚投行与人民币离岸结算部分地摆脱美元霸权,在这种情况下,代表美国财阀利益的美国鹰派人士必然要千方百计挑动中国周边国家围堵中国,造成中国周边环境紧张与动荡,从而诱导中国资本流出,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实力增强。这是以美元霸权为基础的美国垄断资本的本性使然。美国实现围堵中国的手段,一是靠其“软实力”,即以所谓“普世价值”为基础的国际话语权。二是靠其“硬实力”,主要包括美国的军事实力、高科技实力及其知识产权。 软硬实力的相互配合,对中国形成巨大压力,这就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能不能克服这一陷阱,成为当下中国面临的严峻而复杂的历史性挑战。

　　2. “中等收入陷阱”。

　　这是后发展国家特有的经济发展现象,即经过一段高速发展,收入水平达到国际中等或中下等水平之后,经济发展潜力逐步丧失,从而陷入生态危机、经济停滞、社会动乱和政治危机之中。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在发展中国家的特殊表现形态。

　　发展中国家通过引进国际资本迅速发展起来,国际资本通过生产占有最大化的剩余价值,然后将剩余价值转化为新增资本,新增资本又继续投入扩大再生产,由此不断进行循环。为了使这种循环不断进行下去,发展中国家必然要千方百计地压低成本,以在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国际市场上取得低价格的竞争优势。这一方面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推进了经济快速增长,但另一方面却付出了三低(低工资、低福利、低效益)和三高(高消耗、高污染、高事故)的代价,并且由此产生出整个国民经济对低端产业资本高投入的依赖性,使社会生产力长期固定在国际产业链的低端。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必然不可持续。如果我们不能成功地改变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最后难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3. “话语权陷阱”。

　　这是在政治领域与思想文化领域我国面临着的严峻挑战。话语陷阱一个主要的内容就是所谓“普世价值”,用“把世界概念化”的形而上学的抽象方法得到的个体价值观,上升为源于天生的“人类本性”,而这个“本性”则被认为来自于某种宇宙的“普遍法则”。由此产生的所谓“普世价值”被赋予至高无上的地位,凌驾于一切社会和一切人之上。

　　西方所谓“普世价值”,一旦与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结合,便成为社会不平等的放大器。因为人们利用这种“平等权利”实现其自身利益的机会,与其拥有的资本和货币数量成正比。这种“普世价值”被国际资本力量以铺天盖地的国际传媒体系与教育体系为管道,以遍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国际评价标准”为其具体形式,占据着所谓“人类道德的制高点”,垄断着全球政治与思想文化的话语权。

　　如果我们接受这种“普世价值”,便必须遵从按照这种“普世价值”制定的各种“国际标准”,由此我们的行为便陷入西方国家话语霸权的陷阱,丧失了自己的话语主权。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如果我们用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来剪裁我们的实践,用西方资本主义评价体系来衡量我国发展,符合西方标准就行,不符合西方标准就是落后的陈旧的,就要批判、攻击,那后果不堪设想!最后要么就是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趋,要么就是只有挨骂的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