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杂志官网近日报道称,丹麦奥尔堡大学副教授约翰尼斯·德拉戈斯贝克·施米特(Johannes Dragsbaek Schmidt)、教授雅克·赫什(Jacques Hersh)在该刊发表的论文,研究了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中的东西方关系,对传统经济史的“欧洲中心论”提出了质疑。

　　欧洲中心论的含义是欧洲以外的国家只能向欧洲学习并沿着欧洲的道路发展。施米特与赫什认为,在历史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在地理大发现之后,随着欧洲贸易和殖民征服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才出现的。西方在编纂历史时,传统上根据欧洲中心论将这一过程解释为“欧洲奇迹”。但是,对欧洲中心论进行的批评,已经促使人们对长期以来欧洲经验被赋予的优越性提出质疑。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教授约翰·M. 霍布森(John M. Hobson)在《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一书中提出,东方在公元500—1000年间比西方更先进,并且在促进近代西方文明的崛起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霍布森认为,东方通过两种方式促进了西方的崛起。第一,东方在公元500年后缔造了一种全球经济和全球联系网,西方接受并吸收了这些更为先进的来自东方的“资源组合”,如东方的思想、制度和技术。第二,在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后,欧洲人攫取了东方的各种经济资源,从而促进西方的崛起。简言之,西方并非在独立于东方的条件下自主地发展,甚至可以说,如果失去了东方的贡献,西方的崛起根本无法想象。

　　亚洲错失历史领先地位

　　施米特认为,近来的研究已经表明,亚洲(主要是印度和中国)文明在美洲被发现前并不比欧洲落后。在工业革命之前,欧洲对亚洲产品的需求很大,而同期欧洲产品则很难在亚洲市场立足。对此,美籍华裔学者、美国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国斌在其著作《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中写道,在经济方面,明清时期中国的人口及资源状况与近代欧洲早期大致相同:近代早期的英国农业和明清时期的中国农业经济,都属于农业收成不稳定,生产原料有限,二者都经历了由经济扩展与收缩构成的周期,并在劳动分工和市场交易的相互作用下,逐渐创造出更大规模的经济。

　　但到了18世纪60年代,英国发生工业革命,并带动一些欧洲国家进行了工业化,这些欧洲国家通过工业革命摆脱了人口与农业收成之间的局限。那时中国处在清朝乾隆年间,当西方发生重大变革之时,清朝几乎仍在延续着几千年来固有的生活方式,因此面临资源供应无法满足人口需求的潜在威胁。此时,东方与西方的经济变化开始分化。正是英国工业革命等原因,造成了欧亚两大洲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