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大量外出打工、土地撂荒与土地流转加剧、农业集约化生产日益壮大,这是全国许多地方乡村社会的普遍状态。乡村振兴的出路何在?未来一二十年,将是中国乡村社会大变革时期:新型城镇化,新生代农民工进城趋势不可阻挡;土地股份化,提高土地流转和土地效益;农业集约化,农业企业和农业合作社将成为主导性农业生产形态。也就是说:农民城镇化、土地股份化和农业集约化,“三化并举”将是乡村社会结构变革的大势所在。如何顺应乡村社会转变大势,构建“三化并举”的制度性基础,需要战略性的制度改革和整体谋划。

　　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倒逼”城镇化全面提升

　　有数据显示,全国有2.5亿之多的农民工,其中“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已达1.5亿之多。

　　迫于各种“城市疏解”和“失业倒逼”,虽然也有大量农民工“回潮”,但大多数是上了年纪的农民工,他们回到“熟悉”的农村,操持“旧业”。而大多数新一代农民工可能会被“一线城市”挤压,但他们还是会回到自己较为熟悉的省城、地级市或县城,继续追寻自己的“打工梦”。这便是农村成为“老人经济”社会,而各级城镇化压力巨大的根本原因。新生代甚至一些“70后”农民工“不回农村”,原因有三:一是他们根本就不具有“劳动技能”,甚至“不识稼穑”;二是农业产业收入低下,“种地”一年的“收入”,甚至还抵不上城里一个月的“打工收入”;三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已“完全城市化”,无法适应农村“单调”的文化生活。

　　新生代农民工“挤入”城市挑战重重:一线城市房价高、门槛高,“打工”只是为了“挣钱”,“此地非久留之地”;省会城市房价和“入城门槛”比一线城市低,会有一些“高收入”打工者在此地购房和安家;新一代农民工大多会选择地级市或县城,这些城市房价和“门槛”相对更低,他们的收入更适合在这些城市“融入城市化”;但也有少数打工者选择在较为发达的“中心镇”购房,作为“终老”的安家之地。但他们之中大多数人,都会面临“人、房分离”的尴尬,也就是在“小城市”购房安家,作为“老婆孩子”的生活之城,而自己会奔赴“大城市”继续“打工挣钱”。

　　也就是说,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是分层次、分级“进城”的,从中心镇、县城、地级市、省会到一线城市,每个人会根据“进城资本”和“融入成本”,选择自己适合的“城市化”。但新一代农民工进城的“大潮”不可改变,未来20年,这是中国现代化将“完成”的转型。而直接“面向”乡村的各地“县城”,将成为农民市民化进程的“前哨”,也是最容易“融入”的城市化“第一站”。因此,以“县城城市化”为基础的新型城镇化,将是各地县域政府必须面对的乡村治理的基础性问题。

　　土地撂荒和流转“倒逼”承包权股份化稳妥推行

　　新一代农民大量“进城打工”,“谁来种地”成为乡村社会的“大问题”。

　　“人地关系”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呈现几种形态:一是“全家外出打工”,“村里的土地”出现“撂荒”,“弃之不种”。二是“青壮劳力外出打工”,“家里的几亩地”也就成为留守老人和妇女的“营生”。三是“种植大户”,家里人多地多,自家的土地加上“流转”亲戚邻居的土地,可能在几十亩、上百亩之间,种植“高效”的水果或蔬菜,种植收入可以“维持”生活。四是农业企业,通过“流转”上百亩甚至上千亩土地,依靠长期“雇工”和机械化种植“绿色农业”或“高效果蔬”,能够有可观的“收入”。

　　随着新生代农民工持续城镇化,加之留守老人越来越老,未来农村的“人地关系”将发生巨大变革:一是“完全城镇化”的农户,家中的承包地和宅基地等如何处置?“带不走的土地”如何能够转变为农民融入城镇化的“资本”?二是“种植大户”和“农业企业”如何保证“流转”土地的长期稳定性和有效性,这是农村人口逐渐“减少”后“倒逼”出来的问题。三是土地流转大户和企业,为了扩大再生产,如何合法地利用“流转土地”进行“抵押”,从银行贷到所需的发展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