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是先秦时期的重要典籍,与《左传》历来并称《春秋》内外传。不过,有别于《左传》的解经体例,《国语》记载的更多是诸国事语,其主要关注点并非历史事件,而是以事说理、借语明德。因此,《国语》为我们呈现的更多是当时人对整个世界的认知和理解,由此其书也就成为记叙前诸子时代思想世界的重要文本。在这一思想世界中,蕴含着后世诸子时代的诸多思想端绪,其中就包括儒家思想的核心范畴“仁”。

　　在《国语》中,“仁”一直被视为重要德行,与忠、信、义、智、勇等德目并列。其实,在先秦典籍中,将众多德目汇集并冠之以“三德”、“六德”、“九德”等总名已经是非常普遍的做法,常见于《逸周书》《周礼》《左传》等书中。“仁”观念在《国语》中往往也是伴随着众多德目一同出现,如“忠、信、仁、义”(《周语上》)“义、祥、仁”“勇、礼、仁”(《周语中》)“敬、忠、信、仁、义、智、勇、教、孝、惠、让”(《周语下》)“智、仁、勇”(《晋语七》《吴语》)“信、仁、智、勇、衷、淑”(《楚语下》)等,有时还被明确称为“三德”、“六德”。这种德目对后世思想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尤其是“智、仁、勇”在《中庸》中被称为“三达德”,成为儒家思想中的重要范畴。在这些德目中,“仁”的重要性已有所凸显。如晋国大夫智果在评价智瑶时,认为其从相貌、武力、技艺、言语、性格五方面都是贤才,但是“以其五贤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就会带来祸患。由此可以看出,“仁”在诸多德目中的位置已有所提升。

　　尽管《国语》中“仁”观念的重要性还有待明确,但是其核心含义已经得到完整呈现,这就是“仁”的情感特性。“仁”的核心要素是作为人类普遍情感的爱。孔子就明确对“仁”做出了“爱人”的解读,“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论语·颜渊》)其实,早在《国语》中,“仁”的这种情感性就已经得到确定。单襄公在评价晋周时,称许其“文”,韦昭注:“文者,德之总名也。”(《周语下》)“文”之下有十一德目,“仁”即是其中之一,并被定义为“文之爱也”。“仁”与“爱”之间的这种联系或许早自造字之初就被赋义于字形中。郭店楚简中的“仁”字写作上“身”下“心”,从字源学上看,“仁”字自始就与情感有关。所以,在前诸子时代,将“仁”解为“爱”的这种情感诠释已经成为普遍知识。在《国语》的另一处记载中,楚大夫申叔时在谈论如何教育太子时说到:“明慈爱以导之仁。”在当时人的知识体系中,“仁”与“爱”之间存在着明确的联系。但是,这种联系并不是等同关系,而是意义间的递进关系。“明慈爱以导之仁”,无疑是指可由慈爱导向“仁”,也就是说“仁”并不等同于“爱”,而是基于“爱”这种基本情感提升而来的德行。

　　不过,从另一方面看,只是局限于“爱”并不必然会导向“仁”。楚国叶公子高在评论白公胜时,认为他“展而不信,爱而不仁,诈而不智,毅而不勇,直而不衷,周而不淑”,不可重用。其中,“爱而不仁”正是“仁”与“爱”关系的反面阐述。如果只是在形式上表现出慈爱,而内心不具备“仁”的德性,那么这种慈爱就是一种伪善。孔子曾一再表示对这种伪善的厌恶,“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乡愿”只是表面上对他人慈爱,这不仅不是“仁”,更是对“仁”的最大戕害。可见,真正的“仁”之爱必须是基于真实情感的流露,来不得半点虚假。所以,叶公子高稍后说到:“唯仁者可好也,可恶也,可高也,可下也。”真正有仁德的人,无论如何待他,他都会安之若素、处之泰然。究其根源,仁者待人处世都以“真”为根本之道。“真”就会客观、公正、无私。孔子也曾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只有仁者才能够真正做到喜欢人、厌恶人,因为他们是基于真实情感的喜欢和厌恶,不掺杂私欲和偏情。子高所言与孔子所语,虽文义有差别,但二人对“仁”的理解是相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