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斯诺所著《西行漫记》记载,毛泽东在回忆自己经历时告诉斯诺:“我刚识了几个字,父亲就让我开始给家里记账。他要我学珠算。既然我父亲坚持,我就在晚上记起账来。他是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账要记,就叫我去做农活。”后来,毛泽东曾说自己“受到六年私塾教育”,如此推算,在接受私塾教育期间,他至少给父亲记了六年的账。如果说会计是一门语言,毛泽东少年时代就学会并掌握了这门语言,实属“童子功”——这种功夫在他的著作里也得到了充分的验证,他非常善于运用“数字思维”指导实践。

　　比如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寻乌调查》(1930年)、《长冈乡调查》(1933年)等调查报告,调查之全面,数字之精细,数据之准确,展现的会计功力之高,令人叹为观止。

　　再如《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1953年)一文,在利润分配方面,毛泽东用具体数据给予了具体的指导:“工人们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这只占全部利润中的一小部分,大约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余的四分之三是为工人(福利费)、为国家(所得税)及为扩大生产设备(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的。”利润、所得税和公积金,都属于规范的会计术语或会计语言了。在《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1953年)一文中,毛泽东直接列了一个专业的“利润分配表”,来指导利润分配:所得税34.5%,福利费15%,公积金30%,资方红利20.5%。

　　毛泽东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离不开准确的数字、数据,离不开“数字思维”。

　　(作者为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