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从政杂谈》一文中写道:“许多青年干部走上领导岗位,有一股狠狠砍几‘板斧’,扭转一下局面的虎劲。这种工作热情和想获得社会承认的动机是好的。但如果在情况不明、心中无数的时候,求成心切,操之过急,也容易违背科学,脱离实际。‘治乱绳,不可急’,急于求成本身就孕育着失败的危险。”这里引用的“治乱绳,不可急”就出自《汉书·龚遂传》。

　　作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东汉班固编纂的《汉书》系统全面地记述了西汉两百多年的历史。和许多古代经典一样,《汉书》不仅搜集、保存了大量史料文献,而且保留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除了“治乱绳,不可急”,《河间献王传》中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元帝纪》中的“安土重迁,黎民之性”等都是今天依旧耳熟能详的名句。

　　《汉书》承袭了《史记》的编纂体例,又有所变化。比如,《汉书》将《史记》中的“世家”与“列传”合为“传”,“书”改为“志”,形成了纪、表、志、传并立的格局。在内容上,《汉书》对《史记》也有所继承。《汉书》中汉武帝以前的篇章,基本沿用《史记》的文字。武帝以后的历史,则是根据其他文献重新编纂。

　　前人对《史记》《汉书》的异同作过很多研究。他们发现,《汉书》中武帝之前的内容,并非完全移抄《史记》,而是下了一番功夫进行整理加工。《汉书》还补充了不见于《史记》的《惠帝纪》及《李陵传》《苏武传》《蒯通传》等篇章。在《史记》中,张骞的事迹见于《卫将军骠骑列传》,篇幅仅有百字左右,而《汉书》为张骞立传,用翔实的文字记述了张骞出使西域的情况,成为今天了解古丝绸之路的重要史料。此外,《汉书》还增补了不少诏令、奏议,像贾谊的《治安策》、晁错的《言兵事疏》、董仲舒的《天人三策》等文章都是赖《汉书》得以保存。司马迁的名篇《报任安书》,有人误以为收在《史记》中,其实这封信并不见于《史记》,而是抄录在《汉书》中。

　　此外,《汉书》还新写了武帝之后的七篇《纪》,新创了《百官公卿表》《古今人表》《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系统总结官制、人物、刑法、地理、学术源流等。这些新纂的内容,往往也有所依傍,比如记录当时书籍目录的《艺文志》,以刘向、刘歆《七略》为基础。《七略》失传已久,《艺文志》对于了解古代学术源流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