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一批新兴职业群体开始出现,诸如律师、医生、记者……他们或根植于传统中国文化内部,或产生于中西文化交流之中。其中,以影像为依托的近代中国摄影师群体便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

　　职群初现

　　鸦片战争后,外国摄影师纷纷来华。为消除民众对摄影的排斥心理,弱化传统中国社会的影像禁忌,他们积极为慈禧、耆英等上层人士拍摄照片。摄影因具有写实性、趣味性等特点,逐渐获得了中国上层社会的认同,而上层社会对摄影的接受无疑也影响了民间社会的态度。一时间,拍照成为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都热衷的时尚消费方式。

　　影像文化的传播日益广泛,随之而来的是本土摄影师群体的产生,而早期中国摄影师主要分布在沿海城市或通商口岸。如在香港开设阿芳照相馆的黎芳,开设“宜昌”照相馆的周森峰、张老秋;在广州开设“缤纶”照相馆的温棣南,开设“芙蓉”照相馆的梁海初;在上海开设“耀华”照相馆的施德之,开设“宝记”照相馆的欧阳石芝;在北京开设“鸿记”照相馆的杨远山,开设“丰泰”照相馆的任景丰;在天津开设“梁时泰”照相馆的梁时泰;在武汉开设“显真楼”的严添承等人。从摄影师的活动空间来看,大致呈由南向北、从沿海到内地的特点,且具有明显的分布不均衡性。此外,近代中国摄影师职业构成也较为多元。首先,来自传统画师的转行。传统中国社会,民众对于影像的诉求主要靠绘画来实现。与摄影相比,绘画耗时长,又因画师水平良莠不齐,很难客观反映个人特色。随着摄影的普及,民众开始选择用摄影取代绘画来留存自己的影像。面对行业冲击,一些画师主动学习摄影术,如香港“宜昌”油画店的周森峰、张老秋等人,聘请外国人教授摄影术,学成后将油画店改为摄影店,生意较之前大有改观。随后张老秋、谢芬等人又将摄影术传入内地,他们不仅实现了传统画师到摄影师的职业转换,而且将摄影技术及其观念渗透到民间社会。其次,来自社会精英及留学生阶层。近代中国社会,最先接触西方科技的人往往以社会精英和留学生为主。如林鍼在福建为外商充当翻译,随后受外商聘请,前往美国教授中文。他在美国对摄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仅学会了摄影技术,还购买一套银版摄影器材带回中国。又如北京丰泰照相馆任景丰、上海迎芳照相馆王雪桥等都曾出国留学,留学期间逐渐对摄影产生了兴趣,归国后便开始以摄影为业。在长期的对外交往中,社会精英及留学生最早学习了摄影技术,并将影像文化引进中国,促进了摄影技术的推广及影像文化的“再传播”。

　　近代中国摄影师主要来源于与摄影相关的行业和社会精英阶层,昂贵的摄影器材也让一般民众望而却步。诸如由传统画师改行从业的摄影师,将摄影视为谋生手段,属于职业摄影师。而大部分社会精英则视摄影为“娱乐消遣,或挟器具以作旅行良侣,皆可称之摄影自修家”(欧阳慧锵:《摄影指南》序言,1923年)。无论是职业摄影师还是业余摄影师,他们不仅是中国视觉经验现代转向的实践者,同时也是中国早期影像文化的传播者。

　　摄影团体及行业工会成立

　　20世纪初,一批摄影师开始在全国各地成立摄影团体。1913年成立的精武体育会摄学部是国内最早的民间摄影团体。精武体育会摄学部最初以拍摄武术照片为旨趣,在拍摄武术照片的同时,经常组织会员采风,相互研习摄影技法,逐渐衍生出推广摄影、宣传影像文化的功能。此外,如刘半农、陈万里、郎静山、周瘦鹃等大批知识分子纷纷加入北京光社、中华摄影学社等摄影团体。他们除了研习摄影技法外,还展开摄影理论的研究,批驳“凡是摄影者都是低能儿”“照相比不上图画”等说法,进一步阐发摄影美学价值,呼吁摄影艺术“最重要的是能表示中国艺术的特色,发扬中国艺术的特点”(陈万里:《大风集》自序,1924年),并提出摄影艺术的个性化、民族化的理论诉求。在摄影尚未完全被国人接受、摄影作品没有被列入艺术作品的时代,近代中国摄影师群体组建摄影团体,以研究摄影为宗旨,举办摄影展览,出版摄影作品集,通过提高摄影作品的质量,以影像作品向社会推广和宣传摄影理念,普及摄影知识,逐渐改变传统社会对摄影的观念和态度。当然,早期摄影团体内部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如大部分摄影团体存在时间不长,团体内部组织较为松散等。但总体而言,20世纪初期的摄影团体不仅为中国影像文化传播和本土化探索作出了贡献,同时也为提高摄影师专业素养提供了交流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