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化是什么?尽管学术界尚无统一的定义,但总是指向人类全部的、永远在进行中的生活和创造。当下的中国进入了一个提倡文化自信的时代,相比于一百多年前中国人忧患文化危机的时代,其最重要的原因无疑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生活给了中国人自信心。这样的自信是一种动力,促使当下的中国人重新重视、审视、发掘我们的文化,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官方、学校、民间都在宣传、讲授优秀传统文化,形成了一股文化热潮。但是,当一种潮流出现的时候,就必须对潮流的发展与走向有所反思。不容讳言,当下的文化热潮中,中华传统文化有不少被“俗讲”和“曲说”了的地方,这里有知识的缺陷,有功利的用心。因此,何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如何理解它的精神,如何传承和创新,成了学术界面临的时代课题和责任。

　　我们当下使用的“文化”概念,更多的是西学中的概念,西方的历史学、哲学、人类学、考古学,以及当代新兴的文化研究理论。长期的建构、反思、深化文化研究,为西方的文化战略和价值观念提供了学术资源。相比之下,当代中国的文化学、文化理论还缺少自家清晰的学术面目和具有主导地位的话语体系,特别缺乏高水平的中国文化学著作,大多是重复编著式的文化史、文化概论或经典导读。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中国进入近现代的过程,也是中国现代文化学建构的过程。这个过程发端于20世纪初,形成了宝贵的学术基础和学术传统,由于20世纪50年代的中断和流播海外,这些思想学说一直到80年代“文化热”的兴起,才被学界重视,回到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讨论的场域之中。因此,对其进行梳理、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学界研究中华传统文化的前提和起点。

　　中国文化是我们自己的文化,它博大精深,但也不是不得其门而入。为此,我们这些学人集合到一起,共同编写了这套“中国文化二十四品”丛书,向读者介绍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特征、物质成就、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等主要知识,在介绍的同时,帮助读者选读一些有关中国文化的经典资料。在这里我们特别感谢饶宗颐和叶嘉莹两位大师前辈的指导与支持,他们还担任了本丛书的顾问。

　　二

　　中国古代有关“文化”的概念,其实是“文教”或“风俗”的意思,比如《易传》里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毛诗序》说:“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尽管这些观念与文化密切相关,但毕竟是一种“前文化学”。中国现代文化学形成的时代背景是近现代的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中国的学者开始借助西方的人文社会学说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希望在世界的文化秩序中确定中国文化的地位,围绕着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开展了一系列的论战,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化学的几个主要枝干。如果简单地梳理一下,可以概括为文化史学、文化哲学和文化人类学三大组成部分。

　　文化史学是中国现代文化学的主体。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认为西方通行的诸多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可是中国传统史学“皆详于政事而略于文化”,提出要研究中国的“文学史”“种族史”“宗教史”“财富史”等。梁启超将中国传统史学带入现代史学的同时,就是中国现代文化学发轫之时。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界已经按照西方的学术分科,对中国文化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展示了中国文化具备的与世界文化相同的各种知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文化史丛书”41种,堪称代表性的工作。

　　所谓“国学”也应该纳入文化史学的范畴。1906年,章太炎在日本东京创设国学讲习会,提倡国学。其宗旨是“研究固有文化,造就国学人才”“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国学的概念受日本近代学术的影响,但得到中国人的认同,其原因大概有二,一是国学更多地以经史子集的文献分类作为学术体系,带有鲜明的中国文化色彩;二是在中国积弱的历史时期,其明显的价值取向具有社会号召力。但国学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时期被注入了不同的理解和内涵。但是,中国的文化史学并没有完全遵循西方的学术体系和价值体系,这是由中国历史的独特性决定的。最早撰写《中国文化史》的中国学者柳诒徵提出了中国文化史学的价值取向:“以求人类演进之通则,以明吾民独造之真际。”后来钱穆撰写《中国文化史导论》时也宣称:“中国文化,表现在中国已往全部历史过程中,除却历史,无从谈文化。”所以,中国文化史学主张从中国深厚的史学传统中建构中国的文化学,不离事言理,探讨中国文化的独特性。迄今为止,文化史和国学仍是研究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学术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