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交叉是当今世界学术主流发展方向之一,它是科学前沿的生长点,也是新发现的高产地,能促成多学科协同攻克复杂的综合性问题,满足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目前,我国已经意识到学科交叉的重要性,诸多高校将其列为教学改革的重点项目。事实上,学科交叉并非新生事物,自19世纪30年代起,美国学界就曾多次出现学科交叉的浪潮。当时,芝加哥大学顺应时势,颇有远见地创立了一系列促进学科交叉的政策,对美国高等教育界产生了深远影响,该理念也作为指导性思想之一贯穿芝大发展史,至今仍如此。

　　不断调整和改革以强化学科交叉

　　芝加哥大学1890年建校,首任校长哈珀破除歧视,大规模聘用不同学术和文化背景的教师,提供宽松环境以鼓励相互交流和前沿研究;建校伊始,他就为芝加哥大学确定了4个功能:科学研究,重在通过学科交叉探索新的发现,创造新的知识,为丰富人类知识而努力;人才培养,重在通过开展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教育延伸,即终生教育,通过继续教育项目为社会服务;传播知识,他重视出版社,创办大量核心学术刊物,使最新成果得以在更大范围中广泛传播,启发不同学者群体的新灵感。他在石油大亨洛克菲勒的支持下还建立企业家主导的校董会和广泛的社会公关网络,募集到大量资金。这些建校初期的举措可以说为后来芝大进行的学科交叉研究在人、财、物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储备。

　　芝加哥大学第五任校长哈钦斯就职时刚满30岁,在1929年至1950年他执掌该校的21年间,美国正值多事之秋,大萧条和战争接连而至,美国高等教育也走入歧途。当时的主流思想强调本科学生一进校门就应尽早深入专门领域的研究,而事实上高校却沦为市场导向的专业技能培训所,丧失“大学的精神”。因此,哈钦斯一上任就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调整校内学术机构组织管理体制,促进各部门之间的学术交流。

　　1930年,哈钦斯将原有的39个系划为“生物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四个学部,形成了今日芝大“四大研究生院”的雏形。组织机构改革离不开配套的权力分配制度,为此,哈钦斯将预算和行政职能从校长办公室剥离,分别下放到学部和各学院。学校层面把握原则,负责统筹协调和宏观管理,而学部、院系层面则获得了更多自主权。“学部制改革”是一次成功的创举,在行政方面,它简政放权,提高学术机构运行效率,使师生充分参与管理事务,增强基层活力;在学术方面,它打破以往的学科隔阂,集群式优化学术资源,搭建综合平台以开展多学科共同参与的科研活动,尤其聚焦于学术前沿和国家发展重大问题,有效地促进了学科的交叉与融合。

　　20世纪40年代,为深化学科交叉,芝大组建了一系列跨学科委员会,如“人类进化”“社会思想”“种族关系”“传播”等委员会。其中,经济史学家小约翰·内夫召集了来自人类学、经济学、哲学、社会学等领域的专家加入“社会思想委员会”共同开展研究,甚至著名小说家也在其中,是为当时芝大交叉范围最广的跨学科委员会,为快速发展的社会思想研究作出卓越贡献。而最早成立的“人类进化委员会”整合了生物科学部和自然科学部的学术资源,是“跨学部交叉”的成功典范。即使是在传统色彩浓厚的神学院,也曾展开讨论宗教与艺术关系等问题的学科交叉项目。时至今日,有许多委员会仍在承担重大合作研究项目,也有一些演变为学科核心,甚至独立建系。

　　尽管学科交叉的热点多集中于社会最迫切关注的应用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抛弃基础。一方面,跨学科研究只有以深厚扎实的基础知识为依托,才能避免成为无根之木,进而开花结果;另一方面,学科交叉意识和能力需要经过长期培养,学生必须掌握开放、批判的思维方式,并拥有较全面的人文和科学素养。因此大学必须在本科阶段开展通识教育,否则各学科将随专业细分失去共同文化语言,不同领域学者再难产生共鸣。哈钦斯在芝大建立新的四年制本科生院,并启动“名著阅读计划”,要求所有学生在进入专业研究前以现代视角研读西方经典,加强基础学习。尽管这种超前的理念曾一度成为众矢之的,但实践证明,本科通识教育对学科交叉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撑,交叉学科成果又能促进基础学科自身发展,二者相得益彰。

　　90年代末,芝加哥大学启动又一轮本科教育改革,进一步促进学科融合。本科生必须在前两年修满涵盖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核心基础的15门通识课程,同时可供选的交叉学科课程数量也大幅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