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一词的含义存在许多种解释,本文取其治国理政基本原则与规定之狭义。中国传统制度文化,是诸子百家思想在政治社会层面汇集与融合的产物,是儒家、道家、法家等主要思想流派融合的结晶。

　　因革损益 随时变通

　　自汉代以后,外儒内法成为历朝历代实际的指导思想,儒法两家汇合起来形成的制度文化总体上是居于显处的,而道家思想在传统制度文化中则居于隐秘或者说深层之处。无论是治国方针、为君之道、安民之道、用人之道,以及落实这些治国方略的制度法规,后人往往看到儒法两家的显著影响,却不易探究道家在其中发挥的隐幽而深刻的作用。

　　道家像一个冷静的旁观者,从治国方针和制度精神方面贡献特殊的思想和智慧,既有对现实政治和制度的深入批评,又有许多建设性的策略和思想。尤其是由儒入道、采儒道互补思想的东晋人葛洪,其所著《抱朴子·外篇》中许多篇章都是讨论治国理政的言论,对于传统制度文化的塑造影响颇深。例如,关于用人,葛洪认为明君要“劳于求人,逸于用能”,而不可独统万机,亲总细务。他不同意“臣贤于君者,不可任”的观点,指出“汉高决策于玄帏,定胜乎千里,则不如良、平。治兵多而益善,所向无敌,则不如信、布。兼而用之,帝业克成”。汉高祖刘邦之所以能够建立帝业,关键在善于用人,用张良、陈平决策,用韩信、黥布治兵。在治国实践中如何选官用人、如何构建良好的君臣关系,葛洪总结的这些原则都落实到了制度建设之中,对于后来帝王治国影响颇深。

　　具有道教背景的思想家对于中国传统制度文化的贡献,更在于其因革损益、随时变通的思想。葛洪在《抱朴子·用刑》中提出,“欲以太昊之道,治偷薄之俗;以画一之歌,救鼎涌之乱,非识因革之随时,明损益之变通也”,不懂得随时变通,就如同“刻舟以摸遗剑,参天而射五步”那样滑稽可笑。他用“刻舟求剑”、“指天而射”两个寓言故事,强调了礼法政刑随着世变时移而因革损益的原则。这种思想也成为中国制度文化的主流精神之一。

　　因世更化 与时俱进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因与革是认识制度演进的两个向度,二者缺一不可,是互相依存又互相制约的关系。治国理政的政治实践中,有时侧重因循守成,强调恪守祖宗之法和祖制祖训,例如北宋真宗以后形成的祖宗之法,明朝对洪武祖制及皇明祖训的遵循。有时又侧重损益变通,例如汉武帝时董仲舒进《天人三策》提出全面“更化”理论,宋神宗时王安石提出“祖宗不足法”的变法主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历史上对制度改革和创新有重大贡献的人,往往是思想家、经学家,他们对历史和文化传统都有着透彻的理解。

　　董仲舒的“更化”理论,以总结“天人之征、古今之道”的《春秋》为指导思想,以“奉天而法古”为基本准则。要从理论上奉天,就必须从实践中法古。而所谓“古”,在董仲舒看来,主要是指上古尧舜之时,即使是夏商周三代,也不足以成为最高目标。只有上古的尧舜,才是至高的圣人。他之所以要把治国的目标定得那么玄远,似乎可望而不可即,就是要强调教化的过程。太平之世,制礼作乐,是一种伟大的政治理想,永远为这个理想而奋斗,才能不断进步。董仲舒说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并非主张治世之道不须更张,而是强调彼时天意已变,需要全面“更化”。

　　王安石不顾北宋政治斗争中祭起“祖宗家法”来打击政敌的惯常做法,不顾文彦博对宋神宗“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的告诫,毅然指出:“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当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数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孙当世世守之,则祖宗何故屡自变改?”不过,“祖宗不足法”的主张,乃是建立在制度因革的辩证关系基础上。祖宗之法不足守,并非要完全抛弃祖宗之法,而是不必墨守祖宗之成宪。其实,在是否需要改革的原则上,保守派和改革派并未有实质性分歧。司马光反对王安石的改革方案,考虑的是改革的成本和风险。他承认现状并不令人满意,但改革需要具备各方面条件,否则反而可能导致垮得更快。司马光说,“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则不更造;大坏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则不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矣。”王安石则持较为乐观的态度,他觉得自己已经把准了社会弊端的脉,只有抛开各种矛盾往前走才能开出一条路来。他说,“治天下譬如医用药,当知虚实寒热,方虚寒时,纯用乌头附子不患过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