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对现代世界至深至远的影响,是留下了一整套观念模式、行为仪式和革命术语,除“左派”“右派”“白色恐怖”之类耳熟能详的政治话语外,还有“热月”“雾月”“葡月”以及“旬日”等语汇。尽管后者只是因为激荡年代的重大事件且以之命名,才得以保留在今天的历史课本中,但这些以拉丁语和希腊语为基础创制出来的名词,是1793年10月5日国民公会颁行的法兰西共和历各个月份的名称,同样属于法国革命政治文化创造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它们超越了政治精英们以巴黎为中心的激烈争锋,在革命期间发挥着巨大的权力潜能,一度规约着几乎所有法国人的日常生活节律。

　　法兰西共和历以1792年9月22日作为纪元元年,纪念共和国的诞生。它将每年分为12个月,每月30天,均分为三个“旬”,剩余的天数放在年末,称作“无套裤汉节”。像度量衡改革一样,新历采取十进制,每天分为10个小时,每小时100分钟。这部新历试图按照理性的原则,按照大自然的律动,创造一种严整规则的时间体系。以后每年的新年,均以巴黎天文台观测到秋分到来的时刻作为开端。因为在这一天,如共和历的首要设计者罗姆所说的:“太阳同时照亮两极,继而照亮整个地球。同一天,纯洁通透的自由火炬,有史以来第一次闪耀在法兰西民族上空,有朝一日,它必将照亮整个人类。”

　　从革命政治上来说,共和历既是实践的,也是象征性的。首先,新历不再以基督降生开始计算日期,抹去了各种各样的宗教节日。时间的非宗教化,从日常实践和想象方面承担着去基督教化的任务。其次,18世纪的法国是一个地方差异极大的国度,农时、劳作习惯和宗教习俗的不同,使之存在着多样的时间系统和时间观念。“风俗、观念和行为准则的一致性,毫无疑问会促成一个具有相同习惯和价值倾向的大共同体的形成”,因此,与度量衡改革一样,新历也是革命政权努力构建民族国家的有用工具。再次,新历不仅仅是工具,它是有灵魂的,实体当中浸润着丰富的意识形态内涵。新的纪元,象征着神圣性从宗教转移到历史与政治;象征着与时间的决裂:告别旧时代,走向新时代。共和国的诞生在其中成为历史的零点时刻,已经埋葬的过去与革命许诺的美好未来在这里截然分开。科学、理性、平等与自由就是新历,同时也是它所计量的时间的灵魂。依然活在革命记忆围困之中的史学家茹勒·米什莱,在60年后谈到共和历时,依然充满激情地呼喊,共和纪元是“正义纪元,真理的纪元,理性的纪元”,是“人类趋向成熟的纪元”!

　　如果将目光从政治维度转向革命时代法国的社会,将时间概念植入社会史研究,考察计时体系与时间观念对社会生活形态的塑造和规约,E.P.汤普森对工业资本主义时代有关时间与劳动纪律的研究提供了非常有用的视角。法兰西共和历的功用,不仅仅是充当民族国家建构的工具和共和主义话语的容器。作为一种时间框架,它是国家与社会的接触地带,自上而下地渗透到社会领域,成为强有力的机制,形塑着日常生活模式乃至社会心理,其间充斥着强力、折中和对抗。

　　共和历诞生之初,激进的革命派没有意识到习俗和传统的巨大惯性,并未通过立法方式要求所有公民遵循新历的时间节律,将旬日而非星期日作为休息日。因此,在大多数地方,仅有政府部门、学校和地方激进团体实行新的时间表,集市和市场仍然按照传统的日子开市或休市,农民和手工业者继续过传统的假日。一些地方政府、军队、特派员或雅各宾俱乐部地方分部强迫民众遵循共和历,甚至以“反对革命原则”的罪名惩处那些不过旬日节者,但即便如此亦收效甚微。

　　大恐怖时代,尽管在推行新历中存在着立法上的不完备,执行上的不系统,但政府以强力姿态介入,试图全面规范时间方面的事务,借此将权力的触角渗透入社会领域和确立社会秩序。“热月政变”之后,失去了恐怖国家机器的支持,将新历带入法国人的日常生活的动力暂时地消失了,民众迅速恢复了传统的七天制时间表。共和历受到大量的质疑和抨击,国民公会议员朗热内称其为“暴君历”,削弱了法国的生产,激怒人民反对政府。尽管恢复格里高利历的呼声很高,但在热月党人统治期间,共和历却延续了下来。其原因在于,正如法国史学家莫娜·奥佐夫分析的,共和三年决定新历命运的国民公会,虽然少了那些被推上断头台的人,但仍然是相同的国民公会,共和主义的意识形态并未遽然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