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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城市小说的过往与现在
2016年01月12日 10:32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王纪人 字号

内容摘要:写在前面:评论海派城市小说的目的并不在总结城市小说的成就,只是在近、现、当代的交叉叙述和前呼后应中,对其间的起承转合略示一二,并寄希望于年轻的作家们在承传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在现代阶段的海派城市文学中,即以上海为主要表现对象而论,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以茅盾《子夜》为代表的社会写实派、以刘呐鸥等人为代表的新感觉派和张爱玲为代表的都市女性文学。以王安忆为代表的一些女作家先后完成了知青文学向市民文学的转型,新旧时代各阶层的市民生活几乎都进入了她们的小说世界,上至洋房里的大资产阶级、中至石库门或新式里弄的普通家庭,下至帮佣的仆人,几乎尽入囊中,且多半以女性为主人公。

关键词:小说;上海;张爱玲;海派;市民;都市;城市文学;风情;女性;王安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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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在前面:评论海派城市小说的目的并不在总结城市小说的成就,只是在近、现、当代的交叉叙述和前呼后应中,对其间的起承转合略示一二,并寄希望于年轻的作家们在承传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每一代作家所遭遇的城市与前代不再相同,他们需为自己所处的城市风情和市民性格塑形,并各取所需大异其趣。他们没有必要与前辈和同辈作家趋同,而在另辟蹊径中确立自己的辨识度。

 

  近现代史上的城市文学首推上海。曾经从五湖四海先后汇集到大上海后来又风流云散的文人们,以及最后定居于此的作家,他们都为上海文学的繁荣发展作出过贡献。有的以上海作为他们叙事或抒情的出发点或归宿地,有的照旧写他们的乡土文学。后者正如当代从乡村进入城市已有许多年的作家们一样,对于他们来说,只有乡土才是童年和青春期诗意的栖息地,乡愁是他们终身的情意结所在,但他们的局限也在于此。一般而言,海派的城市文学首先以上海为其主要的表现对象,然而才能论及其他。

  预言与现实和与悖

  最早以上海为表现对象的还是近代上海的原住民。出生于晚清松江府的韩邦庆创作了《海上花列传》,被新文学的领军人物之一胡适誉为“吴语文学第一部杰作”,“给中国文学开了一个新局面”。虽然《海上花》承袭的是晚明以来“狎邪小说”的传统,只是里面所写已是十里洋场的上海妓院,从而折射了社会的新形异色,且对底层有了同情关怀,一扫倡优小说之烂俗,成为半殖民的都市风情长卷。鲁迅说它“平淡而近自然”,胡适为之写序重刊。张爱玲更是甘作“花粉”,加以评注,还翻译成英语。至三十年代,能承袭《海上花》衣钵的当推周天籁的《亭子间嫂嫂》。周是安徽人,但从小到上海谋生,“上海闲话”可以讲到滚瓜烂熟。《亭子间嫂嫂》写的是会乐里红灯区的一个地下性工作者的日常生活。因为深受当时各阶层读者欢迎,一直写到100万字才置“嫂嫂”于死地,而连载此小说的《东方日报》却起死回生,周天籁也被誉为“最能代表上海风情的作家”。亲历过新文学发展的贾植芳曾热情地介绍给当代的读者,指出“能这样有人情味地写下等妓女的生活,新文学史上还没有过。”

  在晚清文学史上,除狎邪小说外,谴责小说也是一个重要的流派,对后世批判现实的作品乃至官场小说不无影响。陆士谔是青浦人,上海十大中医之一,除写过四十多部医书外,又写了百余部小说,遍及社会、历史、言情、科幻、武侠、黑幕等方方面面,其涉猎的类型之广之杂,出手之快,不输今天的网络签约写手,故有“奇人”之称。他的 《新中国》 被列为十大古典谴责小说之一,但在六年前重新走红,却不是因为它的“谴责”,而是它的预言性。原因是这部出版于1910年的小说竟借梦准确地预言2010年上海开办“万国博览会”,“一座很大的铁桥,跨着黄浦,直筑到对岸浦东”,“浦东地方已兴旺得与上海差不多了”。它还预言城市里地铁穿梭,洋房鳞次栉比,跑马厅附近修了大剧院,陆家嘴成了金融中心,长三角的经济大发展等等。在小说预言的时间节点和空间地点上,一切都准确无误地实现了。仿佛作者早在一百年前为上海的发展画下了宏伟的蓝图和制订了时间表,而后人果然一一实现了。文学“未卜先知”的预言性,也由此可见一斑。

  在现代阶段的海派城市文学中,即以上海为主要表现对象而论,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以茅盾《子夜》为代表的社会写实派、以刘呐鸥等人为代表的新感觉派和张爱玲为代表的都市女性文学。茅盾最初是以评论家的身份进人文坛的,在文学上主张为人生而文学。他写《子夜》试图“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使一九三零年动荡的中国得以全面表现”。作者通过以吴荪甫为中心的上海社会各阶层众多典型形象的刻划,以及各利益集团的代表人物在经济、政治等领域的联合或斗争,乃至工厂的工潮、农村的民变、外省的军事斗争等等,实现了史诗式宏大叙事的创作意图。瞿秋白说“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应用真正的社会科学,在文艺上表现中国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对新文学持全盘反对态度的吴宓,竟对《子夜》的艺术大加点赞:“笔势具如火如荼之美,酣姿喷薄,不可控搏,而其细微之处复能婉委多姿,殊为难能可贵。”但《子夜》在三十年代就把民族资产阶级引向穷途末路的描写,以及相关的社会学论断,似乎都为时过早。事实上民族资产阶级并未消亡,否则何来五十年代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周而复长达四卷本的《上海的早晨》,正是“以解放初期的上海为背景,形象地描绘了改造民族资产阶级这一重大历史过程”。五十年代以来能继承《子夜》衣钵的上海城市文学,非《上海的早晨》莫属,在不少方面可与《子夜》媲美。但如下的评价很可商榷:“深刻指出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从‘子夜’走向黎明后唯一的一条光明道路。”事实上经过这次改造后,民族资产阶级已经不复存在,以致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要重新扶植民营企业发展私有制经济。中国的现当代文学往往被某些现成的社会学论断所左右,而这些论断又不乏误判,这也是整体上缺乏伟大作品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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