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8年以来，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评估报告因其专业价值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赞誉，但随着相关气候政策的出台，大家对IPCC完善政策制定也提出了越来越多的建议。

　　近日，《自然》（Nature）杂志官网发表的美国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圣地亚哥分校国际法律法规实验室（San Diego’s Laboratory on International Law and Regulation）主任戴维·维克多（David Victor）的文章提出，IPCC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应该更多地讨论有争议性的社会问题和人类行为，应邀请更多社会科学家，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研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气候政策缺乏“灵魂搜索”

　　维克多说，目前，IPCC气候政策制定更倾向于达成意见一致并尽量避免冲突，大家往往关注一些比较表面化的重要问题——与气候科学相关的问题，但对于气候所带来的更深层的社会问题，却并没有给予足够关注。当前，许多提议都指明，IPCC的政策研究和制定需要做出根本性的调整。

　　“报告制定的基本流程和时间是相对稳定的，但一些微小的调整也在出现，比如涵盖了一些更加尖锐的话题。但从管理层面来讲，社会视角的欠缺造成IPCC行动缓慢。在过去的25年里，IPCC出台的气候政策缺乏‘灵魂搜索’（soul searching，更为真挚的自我反醒反思），意见分歧、优柔寡断和琐碎的程序等成为人们对IPCC越来越尖锐的评估和评价。”维克多说。

　　政策制定对接社会科学有其必要性

　　“加入更多的社会科学家有一定的困难，但绝非不可行。尤其是在改变当前IPCC面临的一些有争议的话题及解决其制定政策出现无力感时，更多社会学科和社会科学家的参与会对其有所帮助。”维多克认为，IPCC应该进行改革，尤其在考虑如何与社会科学进行对接的层面上。社会科学领域的政治学、人类学等，都是与气候变化这一命题紧密相关的学科，在呼吁全球合作如联合应对环境变化、做到更大范围内有效减排的行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据维克多透露，目前，IPCC的工作中，社会科学的参与只在一个非常狭窄的范围内进行，或者说只在其中的一个分支——经济学的评估过程中，社会科学发出了一定的声音。比如，在IPCC报告的第三工作小组，35名成员中，有近2/3是资源经济学家、行为经济学家和风险分析方面的专家。但在其他气候变化的评估和政策制定过程中，社会科学家严重缺席，比如在第二工作小组中，评估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和人类的适应性时，64名工作者中，只有不足1/3的社会科学家，且这1/3中有半数是经济学家，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学者非常少见。

　　很多像维克多这样的学者都意识到社会科学在参与过程中所面临的压力。比如，一些政府想控制由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社会行为；一些国家要承担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成本，要分担减排给经济、社会所带来的压力；一些国家的经济战争可能也与气候政策有关等。

　　这些问题给社会科学家真诚、如实地提出建议带来压力，但同时，也唯有吸纳更多社会科学家，由气候变化带来的更多社会问题才能获得真正的协调和解决。尤其从全球层面来看，社会科学家应该出现在全球气候政策制定的每个环节，使各国政府对相关政策达成共识并认同这些政策，逐渐消弥分歧。如面对“全球公域”（global commons）的一些问题，需要全球的集体行动。

　　结合“社会语境”推动政策执行

　　一些气候专家提到，目前，像IPCC这种全球性的组织面临一个困境，一些互相妥协后的政策只是变成了一种警告，没有得到切实的执行。这需要接下来的政策制定，要结合不同国家、文化、社会语境，制定更有效的政策。从这个角度来讲，社会科学家的参与必不可少。

　　实际上，关于气候和减排问题，许多时候人们争议的焦点是关于科学范式本身的问题——每一种科学范式都提供了不同的观点，但每个范式都可能排斥其他范式而忽略自己的缺点，同时也可能忽略了其他科学范式所揭露的一些问题。

　　其实，正如有气候专家所感叹的，许多时候，各国政府只需做出些许减排努力，调整经济结构，就可以达到配合全球联合治理气候的目的，但人们总是关注眼前利益，而看不到未来所需要付出的更多代价。解决人们认知局限的问题，社会科学的维度和协调作用非常明显。

　　因此，正如维克多所言，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中研究解决问题的不同范式，自然科学家有时只能主导具体事物的解决，气候政策的制定，应该赋予社会科学家更多空间和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