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距今已近百年，但其留下的话题与思考，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12月28—29日，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台湾大学哲学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安徽大学文学院共同主办的“新文化运动百年反思”系列学术活动在安徽拉开帷幕，该活动首场会议主题为“文学与社会”，主要从文学角度重新审视和研讨新文化运动。

　　塑造中国现代文学的“轴心时代”

　　1918年5月，鲁迅的《狂人日记》发表。这篇小说如同射向旧礼教的利箭，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开山之作。整个新文化运动时期，新文学以反抗传统、个性解放为思想基础，取得了丰硕成绩，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同时，新文学运动并不限于文学自身，它的出现与取得的成果，也是社会变革的要求与表现，深刻影响了此后国人现代意识、现代观念的形成与传播。

　　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大明认为，中国文学“现代传统”从“古代传统”中脱颖而出，从萌芽到形成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19世纪中后期中西文化的交汇时代、世纪之交的新旧“过渡时代”、五四时期中国现代文学成长的“轴心时代”。新文化运动及其新文学运动以其狂飙突进的气势、彻底的革命精神，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风貌及发展历程产生着实质性的影响。因此，我们把“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喻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轴心时代”。“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开辟了中国文学发展的新纪元，筑造了社会思想意识与审美心理，促使20世纪中国文学新传统逐步形成。

　　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健表示，“五四”新文学的兴起，扬弃和超越了古典文学的文化审美形态，成为向具有现代意义或现代性的新文学观念、形态等进行转变的新起点，真正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划出了一条泾渭分明的分界线，完成了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的价值转换，获得了独立的精神品格和独特的审美理想，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线。他认为，新文化运动对“五四”新文学的生成产生了重大影响，其特点之一就是使新文学一直都将新的意义重构作为自身发展的动力，并由此把自身的生成与发展建立在“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历史进化链条上，使之获得广阔的生长空间和文化审美依据。其文化意义表现出一种鲜明的对现代意识、现代观念和现代价值标准的建构思想。同时，这也是“五四”新文学之所以能够在较短的时间里迅速取代古典文学，占据中国文学的中心位置，开创中国文学发展新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

　　白话文转向具现代意义

　　在新文化运动之前，汉语书写曾长期被文言文所垄断。这种局面严重束缚了人们的表达自由，有碍文化传播。1917年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2卷5号刊登的《文学改良刍议》，宣告了自清末以来的新一轮白话文运动的开始。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周作人等人纷纷投入这一运动。他们以大破大立的姿态，批评文言文，倡导白话文。从1917年到1920年的几年间，这场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学者认为，提倡民主与科学、猛烈批判封建礼教的新文化运动，之所以在社会上引发巨大反响，与其提倡文体革命即白话文运动是分不开的。白话文取得主导地位并得到广泛应用是文学革命的重要成果之一，对于在普通大众中传播和普及文化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白话文当时又被称为国语。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汤奇学认为，国语取得决定性胜利对提升全民族文化程度、输入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等，具有重要意义。从根本上讲，国语运动取得胜利是中国社会发展必然产生的结果：世界各国进入近代之后，都会出现国民地位提高、改善国民教育等现象。

　　欧洲在民族国家意识尚未觉醒时，书面语即文字是由上层社会控制的拉丁文。自但丁用意大利俗语写就的《神曲》问世后，英语文学、德语文学、法语文学等相继出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昌切表示，欧洲文学语言的世俗化转向，不只是局限在文学的表达工具上，更重要的是，它还具有社会解放、民族独立以至民族国家生成（现代化）的意义。受此启发，新文化主将鼓吹中国文学语言的白话文转向，自然也就有了催促中国社会变革和现代国家建构的重大意义。

　　内外因结合考察文学革命

　　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革命，被一些人视作鲁迅等人在西方文学的刺激、影响下，自西方引进文学观念、文学技巧等而与传统文学彻底决裂的结果。然而，这场文学革命的发生与推进，并非所有的因素都来自西方，中国本土的传统美学精神与白话文学传统经过扬弃也进入到新文学的构建之中。今天，需要将本土的机缘和资源与外来的诱因结合起来考察文学革命。

　　王大明认为，在创作上，“五四”新文学先驱们对近世白话文学传统的自觉继承，从对新诗的“绝端的自由”到对格律的重新认同，从文学抒情的含蓄隽永到意象和意境营造的本土特色，等等，无不浸润着传统美学精神。